古诗中咏梅之作屡见不鲜,自北宋林逋称道梅花的“暗香”以来,诗人们更是常常笔底流香,盛赞梅花。林古度的这首《吉祥寺古梅》,也是众多“梅花颂”中的一篇,表现了作者对梅花清冷香气的由哀赞叹。
开头两句用“赋”的写法,总说古梅概貌并自己初来观赏之缘起。首句直写所见,“一树古梅花数亩”,即上引《金陵览古》“拜梅庵”条记载的内容,不同之处是突出了“花”,“扶疏十亩”的,不仅有盘曲环绕的“虬枝”,而且还有缀满枝头、“千朵万朵压枝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繁花。在用字上,以“一”领起,前四字与后三字似对非对,梅才“树”,花有“数亩”,于描摹形相的同时,也流泄出诗人的赞叹之情。诗人在明朝灭亡后就住在南京,故以“客子”自称。从时间顺序说,第二句在前,先有来游的客子,然后才见到盛开的古梅,这里为了突出“吉祥寺古梅”,故将写古梅的笔墨提前。一、二句看似平淡,但品味一下,又觉得不是无关诗趣的冗笔。正因为初来乍到,看到盛开的古梅,新鲜感自然特别强烈,若不是“乍来看”,下文对于香气独特感受恐怕就不会那么深了。
三、四两句凝聚着作者的亲身体验,也是此诗的意趣所在。作者本意是赞美梅花冷香扑面而来,但不从正面描写梅香,而是说赏梅时只觉得春寒料峭,袭人肌骨,却不知道这是梅花冷香逼人之故。这种春寒的感觉愈强,愈显出梅花幽香之清冷逼人。明写春寒,暗赞冷香;故意说“不知花气”,实则是深深感到了花气之冷,清冷到了使人都误以为春寒浸身的程度。这就是作者故作不知梅香而蕴含的妙趣。花香,是嗅觉所闻;寒冷,是触觉所感梅花的冷香竟使人产生寒的感觉,这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段所产生的效果,真切地再现了梅花香气的特征。
这首诗融合了视觉、嗅觉,触觉的感受来咏梅,清新自然,有一定的韵味。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此令开篇,即用一个简洁的鼎足对,指出作者的意志犹如久经锤炼的钢铁,而富贵功名则宛若枕上蝶和酒中蛇,虚幻缥缈。作者在后半部分直言隐居时困顿窘迫的生活:一幢破旧的竹篱茅舍.屋外寒风刺骨,雪花飘飞;屋内残酒剩菜,寒气逼人。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一边用剩酒残羹果腹,一边则只能在竹篱茅舍中,在如豆青灯之下苦读。作者宁愿清贫,不改其志,依然鄙薄世俗追求,自守高尚的人生节操,表现了元代士人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取向。
“肝肠百炼炉间铁”,起句一语双关。刘琨《重赠卢谌》有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既指自己久历磨难,备尝艰苦,就如同钢铁一样被锻造,也指人像那炉中的钢铁一样,变得坚硬冰冷,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富贵三更枕上蝶”一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曾在梦中幻化成蝴蝶,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庄子,喻指所谓的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功名两字酒中蛇”用的是“杯弓蛇影”的典故。相传乐广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以前经常往来,但不知何故,很久都没有来家拜访,于是便设宴款待他。酒席之上,乐广问他的朋友为何久不来家,朋友说以前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酒杯中有蛇,回去便病倒了。乐广听后便告诉他那是墙上的弓在酒杯里投下的倒影,朋友明白之后病便不治而愈了。这句和上句一样,指那功名也是虚幻之物,不必为此劳心劳神。
这两句同时援引了“庄周梦蝶”和“杯弓蛇影”两个典故,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蔑视,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和“悟世”的主题相对。
前三句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奠定了全曲的感情基础,从句式上来说是典型的鼎足对。“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这三句的内容很浅显,描述的始终贫寒凄苦的生活,是乔吉的自我写照。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家里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住的是竹篱茅舍,到了夜晚灯光昏黄,自己还得在那如豆粒般大小的灯光下读书,生活是何等的清苦。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雪花、残羹、灯火、竹篱茅舍等事物,加之“尖”“薄”“残”“冷”等形容词清楚地描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没有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现实,引发人的深思。这也是前文作者为何会感叹富贵功名如梦幻的原因,到此,叙事与抒情很自然地便融为一体,丝毫没有生涩之感。
这支曲子内涵丰富,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乔吉一生落魄,怀才不遇,经过多年的漂泊,饱尝世间人暖,终于感悟到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心灰意冷的乔吉在破败的居所中写下了此曲,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总体来说,这支《卖花声·悟世》用词清丽典雅,语调婉转和谐,足以表现其艺术风格。
这首追念旧情的怀人词,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应属爱情词范畴。虽然词中所展现的依恋难忘的倩影显然是一名歌妓,但词情不仅不见浮艳,相反却抒述得诚挚纯真,而且落笔的角度多取身世之慨,所以,颇有耐读之处。词牌《思佳客》,就是《鹧鸪天》,周之琦此作共四首,这里选的是组词中的第二首。
词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之际,周之琦三十四岁时。从起句“帕上新题间旧题”可以知道,这段离合悲欢的恋情的发生、发展到中断应是多年前的事。“间”,是夹和联的意思。帕是女郎用的香帕,当年或许是作为定情物赠给词人,也可能是别有苦衷被迫分离时的信物。在一方手帕上“新题间旧题”地写了许多思恋苦念的诗词,足见时间的绵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空里聊以自慰自解、自我平衡的行为,见物如见人么!作为情爱的见证信物,“旧题”也好,“新题”也好,在上面题的诗句不必有赞美艳羡之语,可是词人却以“苦无佳句比红儿”来表述。“苦无佳句”并非没有佳句。而是说任何佳句都不足以来赞比心上人,这是不写之写的最高赞辞。生活往往如此,愈是倾心得无可喻说的痴恋,一旦失落,必然愈显得失魂落魄地巨痛,更不知所云了。所以,“苦无佳句”和“新题间旧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和“多”的奇妙而矛盾的激荡情思,已把一颗沦肌浃髓、铭心镂骨的相思苦心托起于纸上了。“比红儿”是借用唐代诗人罗虬写《比红儿诗》一百首赞美歌妓红儿的典故。从这可以确认周之琦所恋的女郎的身分。
词的三四两句紧承“比红儿”所揭示的身份转入沉重的感慨。“生怜”句是说当年初遇时恋人正当“桃萼初开”的二八荳蔻之年,其妍丽娇美之貌可以想见。然而“那信杨花有定时”的悲哀,正是其貌愈美,其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飘泊身世就愈令人伤怀。周之琦晚年虽官至广西巡抚,为一方重臣,但早年并无能力去为一个歌女脱籍,这就是萍水情缘终于分离的缘故。
人似杨花飘无定,是上片情思的一个苦结,暗示出了别离情节。下片由此进入苦思痴念,终于在无法消解的空间阻隔面前,爱而转怨,以怨写爱,怨愈深,思恋益见苦。
“人悄悄”六字把坐立不安的心态刻划得极深细。境愈静寂,心愈空荡,无可解开百思愁结。为何觉得“昼迟迟”,天老不暗下来呢?原来他盼黑夜早来,是为能做个“殷勤好梦”。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所追求的事物时,每每会发生一种心态的变幻现象,求之于好梦。以梦境聊解渴念,原是够苦的事,然而这适足以见其痴。“托蛛丝”三字,一些注本释为借蛛丝随风飘游把好梦带给她去,或释为形容怀人缠绵情思。后者等于无解,前者未见惬意。如果注意到蛛丝结网这个事实,而“好梦”亦须结构(事实上“梦”的做成不可能预设,所以预想“好梦”的愿望更须祈求某种神力),从“结”这个特定意义上去理解,词人的匠心就毕见了。因为,如果要托蛛丝传带情思,何必嫌“昼迟迟”呢?游丝飘扬,白日也可。所以,“殷勤”句是一个精致的意象表现,当意为祈求能借蛛丝结网那样的神奇功能来做个周正圆满的好梦吧?
末二句笔一转,“绣帏金鸭薰香坐”是设想旧日恋人所处环境,这个“她”显然已被勋戚权贵金屋藏娇了。因而词人说:我自苦思苦想,但求梦遇一回,可是“说与春寒总未知”啊!“绣帏”中人怎能“知”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感受呢?“春寒”拟喻一种特定心境,凄冷、寂寥、惆怅……。在手法上,这叫顿挫,从“好梦”的企待,到“说与总未知”,一个大起落,由热望到心灰意冷,是大跌宕,哀怨苦恋之情正从这起伏折转中得到深化。
其实,即使真的结成“好梦”,又怎样呢?又能真正解慰痛苦,挽回悲剧性的现状吗?所以,这一转成怨恨的语气原也是爱恋的另一种表现,并非真怨“绣帏”中人。
谭献《箧中词》评此词,认为“寄托遥深”,意思是别有深意而不是写恋情。寄托什么呢?大概认为是借此抒发怀才未遇,未能邀上宠。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卷十也说颇有“楼高不见”之意。事实上,周之琦二十七岁中进士,在当时已算早年得志了,他的仕途生活一开始就不见坎坷,从其词作中并不能审辨出如谭、杨等人所揣摩的这类寄托。我们不必跟着常州派理论经常导致的穿凿附会的迷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