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
这是一首抒情小诗。“遣兴”即抒发情怀。韩愈是唐代大儒,一向积极用世,但此诗却写得颇具超世之姿,有道家之风。
诗的前两句“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写自己一生只爱酒,酒给了自已欢乐,酒是知已。断送,当“陪送”讲,酒一生陪着自已。此时,韩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消极﹑沉闷的思想,这要联系当时韩愈的经历来看。元和十四年,韩愈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上《论佛骨表》,触犯“人主之怒”,差点被定为死罪,由于当时宰相裴度、崔群等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免得一死,后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韩愈又上奏《论天旱人饥状》,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又遭佞臣所谗,再贬到“天下之穷处”的连州阳山当县令。韩愈如此连遭打击,此时发出这种感慨,就不难理解了。这两句诗,后来被黄庭坚在《西江月》中化用成“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黄庭坚同样表达了阅尽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感慨。
诗的后两句 “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进一步说,人对各种事情不要忧愁,要能看得开,要将人间的事情比作做梦。这两句对仗工整,竟成一联。这一联,浓缩作者的人生体验,是他经受沉重打后的切肤之痛,颇有出奇制胜之妙与诙谐玩世之趣。
这首诗,表面看似消极,浮世,低沉,诗却用“遣兴”作题,意味深长。遣,排遣;兴,兴致。遣兴,消遣兴致。这反映作者梦喻世事,企求解脱与舍弃,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以及对整个人生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与探讨,更有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与凄凉,情真意切,肺腑之言。
本首诗是诗人《渔父歌》五首的姊妹篇,作者以“南溪老人”来比喻自己,通过写渔父的悠闲垂钓的生活,来暗喻作者自己此时的闲隐生活。此诗表达出作者淡泊、澄洁的高远情志。
“八月九月芦花飞,南谿老人重钓归”两句是说秋高气爽,扁舟垂纶的的老渔父伴着夕阳的余晖划舟而归,晚风悠悠,芦花飘飘,溪水清清,波光粼粼。
“秋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是说临岸系舟,举目远望,翠色怡人,满山的青草绿树像洗染过一样,散发着浓浓的绿意。白云翩翩然点染在秋日的蓝天上,映照着横在水面上的野艇,更增加了几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然情趣,那是一种委运任化,悠然自得的生命意识。诗人取景不惑,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秋溪摆钓图,字里行间飘荡着一种轻灵的气息。作者采用由远至近的审美视角,秋山、野艇的仰视之间流淌着“脆滴滴”“云依依”的生命色彩,充彻着一种虚静的宇宙意识。
“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景物的转换深处是归家路途的缓缓延伸,弯弯曲曲的小径,踏着秋日的余晖,手把钓竿的老渔父正在悠闲地拢梳着那满头稀疏的白发,路在脚下徐徐延伸。老人脸上微微的笑意,那是洗尽尘滓,超然世外的满足感,诗人运用绘画的艺术手法,描绘出包孕性的瞬间。
“闲梳鹤发对斜晖”则是完美地传递出老渔父自在悠闲的心理状态。“小径”颇有象征意味,不妨看作是一条自然出世的桃源路。
尾句“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诗人认为四皓未绝尘俗,舍却隐居生活的安逸,卷入宫廷废立的纷争,不免多管闲事。此处议论,运用典故,顺景延情,文理自然,意到笔随,并将作者的人生观鲜明的表达出来。李德裕称张志和“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玄真子渔歌记》)。
《渔父》的尾联正是他人生观最恰当的注解。“古来闲着,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夫词》),张志和从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塑造了林泉高致的“渔父”形象,并运用富有感受力的艺术心灵捕捉贴切的审美意识:芦花、秋山、白云、野艇、斜晖……无不流淌着诗人对高蹈超逸的隐居生活的热爱之情。理想化,审美化的隐逸生活暗含着一种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潜在肯定,以及对时代隐隐的不满、失望之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落寞的中唐时代赋予了性好道学的张志和更多出世的生命情怀,促使他吟唱出了一曲曲美丽的“渔夫”之歌。
词上片“浪涌孤亭起”,就起得突兀奇谲,显出了垂虹亭的气势。翻滚江涛,孤亭屹立,巨浪腾空涌起。这样有气势的建筑,在词人眼里,“是当年、蓬莱顶上,海风飘坠”。蓬莱山是海上三神山之一,当年秦皇、汉武都曾派臣前往寻访仙人,可惜都未能找到,但却有亭子飘落到了人间。可见重虹亭来历非同寻常。仙山上飘来的亭子,还有谁能来上持它。“帝遣江神长守上,八柱蛟龙缠尾。斗吐出、寒烟寒雨。”八根柱子上有八条蛟龙环绕,并能喷烟吐雨,显示出亭子外观极为壮丽。
“昨夜鲸翻坤轴动,卷雕翚、掷向虚空里,但留得,绛虹住。”但来自仙山神力的亭子也遭劫难,昨夜巨鲸翻动了地轴,把飞檐抛到天空,只把垂虹桥留了下来。这个巨鲸实指人间的巨怪,这里是指蒙元贵族。元兵于德祐元年(1275年)攻宋,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迎降于常州,元丞相伯颜进入平江府。垂虹桥是必经之路。说重虹亭毁于此时,也非无根之果也不至纯属垂虹亭的被毁,象征着国家灭亡。
下片“五湖有客扁舟舣”,转写词人吴江之行。从太湖里驾着小舟停靠在垂虹桥边,目睹亭子残破,作者都积于心中多时的愤懑,便喷发出来。“怕群仙、重游到此,翠旌难驻。”垂虹亭本来是蓬莱山上群仙的聚会之所,但飘坠到这里,仙人们如果重来,目睹亭子被毁,恐怕他们无法留驻。借群仙的难驻,表明了山河改易使神仙也不再留恋人间。这里安排得匠心独具,不直抒感慨,比直接抒发感慨要委婉得多,深刻得多。
“手拍阑干呼白鹭,为我殷勤寄语;奈鹭也惊飞沙渚。”词人想借白鹭为群仙报信,但白鹭也被惊飞。此处思维之奇,亦难以片言卒说。把沙洲飞鹭等拉进了神奇境界。“星月一天云万壑,览茫茫、宇宙知何处?”词写至此,真情流露出来。“万重乌云遮蔽”,四海茫茫,何处是容身之地。词人的亡国之痛,从这两句里集中地表现出来。词人在入元之后,始终不肯出仕,终老竹山。是其一贯思想使然。词中在易代之后,俯仰身世,无所寄寓,与古代诗人契合。结语“鼓双楫,浩歌去”,展现了词人遗世独立的风貌,读来让人意犹未尽。
这首词语言凝炼,意境奇幻,是一首极具特色的佳作。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