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综述

　　《芙蓉女儿诔》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全面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不世文才。

　　贾宝玉在这篇《红楼梦》中所有诗词歌赋中最长的、达千余言的诔文里，首先介绍了晴雯的身世遭遇，回顾了他们之间的相与共处的生活，叙述了她的惨死经过，然后以无限的深情悼念晴雯，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等比喻，赞美了晴雯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在这篇诔文里，晴雯是奋翅高翔、博击长空的雄鹰，是香味浓郁的兰花；而王夫人、花袭人之流则是玩弄口舌、以毒杀人的鸠鸩，是一类的恶草。他热烈颂扬晴雯傲世独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夫人等的杀人罪行，甚至发出了“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怒吼。他以优美的想象，赞扬晴雯有如伟大诗人屈原，“志洁行芳”，始终坚守着高尚的情操。他愤怒地刻画了封建正统势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搞的“诼、谣、诟”的阴谋诡计。他怀念晴雯，上天人地以求索，用美丽的神话来慰藉自己，深深祝愿晴雯在“天国”生生不息。

　　《芙蓉女儿诔》还抒发了曹雪芹的悼亡体验。尽管曹雪芹生平事迹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离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特别是如贾宝玉一样在家族败亡过程中目睹家庭中许多美的年轻女性的毁灭，诔文中“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数句，非过来之人不能够“作此哀音”。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怡红心性与悼红情结的形象写照。脂评曾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葬花冢耳”，套用一下，也可以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芙蓉诔》耳”。

　　作为诔文，《芙蓉女儿诔》的最大特色是创新。首先表现为：立意创新，见解不俗。在祭奠方式上，宝玉不屑拘泥于世俗之葬礼，他认为祭祀原不在形式，全在心意诚敬而已。宝玉不但冒险到下人住处探视晴雯之病，还以群花之蕊、冰鲛之毅、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于夜静无人之时致祭晴雯，并写下情意深长的长篇诔文，为她的抱屈夭亡而鸣不平。他对黛玉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主张“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问”。立意突破传统诔文感情拘谨、形式陈腐的局限，进行全新的创造：“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他认为用这种独特的致祭方式，“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为一个奴才、丫头做此一篇宏文，写作态度上完全超逸出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的期待，却符合宝玉一贯之为人。文中作者宝玉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感愤哀切，深情执著。

　　其次，该诔从思想到艺术都从整个中华古代文学中汲取精华营养，从而突破悼祭文学传统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手法，形成新的面貌，一洗近人八股习气。宝玉曾有“尚古”的文学主张，他所说的古代传统主要包括屈原、庄子与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气，如：他所列举的《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秋水》、《大人先生传》等，均是不得志于时者寄情文字、离世叛俗式的牢骚文学，个人抒情色彩很浓。因而，该诔在体制的宏丽、想象的丰富、文藻的华丽、香草美人的寓意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楚辞的写法。此外，还受到曹植、李贺等人诗文风格的影响。曹雪芹友人敦敏在诗中把他比作写过《洛神赋》的曹植（“诗才忆曹植”），另一友人敦诚则说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昌谷即指李贺，李贺诗以感愤不平和仙鬼艳情为主要内容，又以结构跳跃、想象奇特、造语尖新等特色而被称为“长吉体”。“长吉体”乃是在吸收屈原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峻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及古乐府的绮丽清新等基础上而形成的。从曹雪芹仅存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其构思、意境和词采都颇近李贺，亦可由此略窥雪芹诗歌艺术之一斑。《芙蓉女儿诔》中不仅可看到李贺诗文激愤不平、艳情仙语的特色，还能看到曹植《洛神赋》式的优美深情和缠绵惆怅。

　　可以说，《芙蓉女儿诔》的成功是与历史上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个性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而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潮又给以思想上的影响，归有光《寒花葬志》，张岱《祭秦一生文》等应是其精神先导。《芙蓉女儿诔》代表曹雪芹诗文创作成就，置诸中国最优秀的悼祭文学之列也毫不逊色。

主题思想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通常认为《芙蓉女儿诔》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诔》不只是悼祭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挽歌。该诔与《红楼梦曲》及黛玉《葬花词》、《五美吟》有着共同主题，传达出《红楼梦》“悲金悼玉”的主旨。因而，《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脂评本注：“非诔晴雯，诔风流也。”《芙蓉女儿诔》的确是宝玉对外在环境迫害风流人格而作的无力抗争。

　　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其文为：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其中“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明白地说明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芙蓉女儿诔》可以说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下层者的颂歌。这篇诔文的出现，标志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一个贵族公子，作文祭悼，赞美一个奴仆，歌颂其反抗精神，表现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封建叛逆者的立场。

　　与此同时，贾宝玉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背叛，已经深入到了封建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愤怒地抗议已经直接指责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王夫人身上。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大观园内封建势力与初步民主思想较量对他的教育、影响的结果。因此，《芙蓉女儿诔》也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婢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艺术手法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构思技巧

　　《芙蓉女儿诔》构思之新奇，情感之强烈，意象之幻丽，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置诸《红楼梦》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十分醒目。唯其如此，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对此，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

　　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其实与高鹗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艺术形象

　　《芙蓉女儿诔》的结尾，模拟《离骚》的写法，展开奇特想象：想象着晴雯被上天任命为芙蓉花神，乘云气，驾飞龙，在天界自由遨游；又想象她感于自己致祭的诚意，在众神的簇拥之下，于仙乐飘飘，香气氤氲的境界中降临凡间。宝玉借助历史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故事、神话人物，创造出一个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这段幻想体现了宝玉尊崇女儿的心理，他希望晴雯这个被迫害致死的薄命女儿从此能超越尘俗的压迫和羁绊，到达自由永恒的境界。诔文感情缠绵，意境凄美，主要描写对美的毁灭的悼惜，以及忆昔感今等内容，与传统悼妓姬之作的唯美与深情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模式、典故运用都表明它是中国悼祭文学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

　　这段骚体歌词表达了作者对芙蓉女儿的颂赞，把芙蓉女儿描绘成能够驾玉龙、乘瑶象，遨游于天宇之神。有人认为这些情节绝对不是林黛玉和丫头晴雯所能承受得起的。有观点就认为《芙蓉女儿诔》之中所诔之人既非黛玉又非晴雯，曹雪芹笔下的“芙蓉女儿”实乃竺香玉皇后。竺香玉是曹家用银子买来的女奴，她曾做过曹雪芹的丫鬟。此人生的袅娜多姿，聪明灵巧，恰似书中的晴雯；竺香玉自九岁开始做曹雪芹的伴读，并与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正似小说中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人关系；竺香玉进宫后，曾做过皇后，死后以皇太后身份大办了丧仪。这种情况反映到诔文中，便是芙蓉女儿在天国所受到的非比寻常的待遇：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她佩戴用香花串成的佩带，她戴着用明月镂成的耳坠。她的莲灯中点燃着兰花香脂，她的酒杯中注满了琼浆玉液。神仙赶来为她奏乐，百兽群集为她起舞。……在人们的头脑中，天国的生活往往是人间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天上的神上神，所喻指的恰是人间的人上人：即竺香玉皇后。

　　辛弃疾此首《菩萨蛮》，用极高明之比兴艺术，写极深沉之爱国情思，无愧为词中瑰宝。

　　词题“书江西造口壁”，起写郁孤台与清江。造口一名皂口 ，在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词中的郁孤台在赣州城西北角，因“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得名。“唐李勉为虔州（即赣州）剌史时，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 ，而心在魏阙一也。’改郁孤为望阙。”清江即赣江。章、贡二水抱赣州城而流 ，至郁孤台下汇为赣江北流，经造口、万安、太和、吉州（治庐陵，今吉安）、隆兴府（即洪州，今南昌市 ），入鄱阳湖注入长江。

　　“郁孤台下清江水。”起笔横绝。由于汉字形、声、义具体可感之特质，尤其郁有郁勃、沉郁之意，孤有巍巍独立之感，郁孤台三字劈面便凸起一座郁然孤峙之高台。词人调动此三字打头阵，显然有满腔磅礴之激愤 ，势不能不用此突兀之笔也。进而写出台下之清江水。《万安县志》云：“赣水入万安境，初落平广，奔激响溜 。”写出此一江激流，词境遂从百余里外之郁孤台，顺势收至眼前之造口。造口，词境之核心也。

　　“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泪三字，直点造口当年事。词人身临隆祐太后被追之地，痛感建炎国脉如缕之危，愤金兵之猖狂，羞国耻之未雪，乃将满怀之悲愤，化为此悲凉之句。在词人之心魂中，此一江流水，竟为行人流不尽之伤心泪。行人泪意蕴深广，不必专言隆祐。在建炎年间四海南奔之际，自中原至江淮而江南，不知有多少行人流下无数伤心泪啊。由此想来，便觉隆祐被追至造口，又正是那一存亡危急之秋之象征。无疑此一江行人泪中，也有词人之悲泪啊。

　　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长安指汴京。本句是诗人因记起朋友被追而向汴京望去，然而却有无数的青山挡住了诗人。境界就变为具有封闭式之意味，顿与挫级有力。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满怀忠愤的情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赣江北流，此言东流，词人写胸怀，正不必拘泥。无数青山虽可遮住长安，但终究遮不住一江之水向东流。换头是写眼前景，若言有寄托，则似难以指实。若言无寄托，则遮不住与毕竟二语，又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周济云：“借水怨山。”可谓具眼。此词句句不离山水。试体味“遮不住”三字，将青山周匝围堵之感一笔推去，“毕竟”二字更见深沉有力。返观上阕，清江水既为行人泪之象喻，则东流去之江水如有所喻，当喻祖国一方。无数青山，词人既叹其遮住长安，更道出其遮不住东流，则其所喻当指敌人。在词人潜意识中，当并指投降派。“东流去”三字尤可体味。《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江河行地与日月经天同为“天行健”之体现，故“君子以自强不息”。杜甫《长江二首》云：“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故必言寄托，则换头托意，当以江水东流喻正义所向也。然而时局并不乐观，词人心情并不轻松。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词情词景又做一大顿挫。江晚山深，此一暮色苍茫又具封建式意味境界，无疑为词人沉郁苦闷之孤怀写照，而暗应上阕开头之郁孤台景象。。

　　此词写作者登郁孤台（今江西省赣州市城区西北部贺兰山顶）远望，“借水怨山”，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上片由眼前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下片借景生情，抒愁苦与不满之情。全词对朝廷苟安江南的不满和自己一筹莫展的愁闷，却是淡淡叙来，不瘟不火，以极高明的比兴手法，表达了蕴藉深沉的爱国情思，艺术水平高超，堪称词中瑰宝。

　　首句以杏花之芳美点明时节，也暗逗思妇致梦之因。春物这样芳美，独处闺中的少妇，不禁思绪牵萦而梦魂颠倒。这句写物色极为清丽。“香”和“雪”形容杏花的气色，着一“团”字，则花朵丛集的繁密景象宛然。再于前面着上“含露”二字，赋予“香雪”以更清鲜的生气，使人感到春物的芳妍。这句也表明时间是夜晚，如果说“含露”也可说是早晨景象，杏花如雪则定是夜间。韩愈《杏花》诗“杏花两株能白红”方世举注：“杏花初放，红后渐白。”其红者入夜暗不可见，白者得月色照映而愈显。证以杨万里诗“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多退之诗”，确是如此。

　　次句写主人公的梦中情节。“绿杨陌”是绿杨夹立两旁的大道，这是梦中的离别之地。“多”字极妙，因别事萦心，故频见梦中，着一“多”字，以见伊人梦魂之颠倒零乱。

　　“杏花”两句亦似梦境，而吾友仍不谓然，举“含露”为证，其言殊谛。夫入梦固在中夜，而其梦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则曰：“雁飞残月天。”此章则曰：“含露团香雪。”均取残更清多之景，又何说耶？故首两句只是从远处泛写，与前谓“江上”两句忽然宕开同，其关合本题，均在有意无意之间，若以为上文或下文有一“梦”字，即谓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断纹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萨蛮》观之，历历可证。除上所举“翠翘”“宝函”两则外，又如“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殆较此尤奇特也。更有一首，其上片与此相似，全引如下：“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一样的讲起梦来，既可以说牡丹，为什么不可以说杏花？既可以说院中杨柳，为什么不可以说陌上杨柳呢？吾友更曰：“飞卿《菩萨蛮》中只‘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是记梦境。”

　　“灯在”二句写梦初醒时的感觉。帘内残灯尚明，帘外残月朦胧，而又闻多莺恼人，其境既迷离倘恍，而其情尤可哀。“灯在”，灯尚在也；“月胧明”，残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来，忽又朦胧睡去的光景。“觉来闻多莺”，方是真醒了。此两句连读，即误。 “觉来”句既点明“绿杨”句为梦境，又与首句相映，增浓春的美感。这句收束上阕，启开下阕，上阕前三句所写皆为觉前之事，下半则为觉后起来的活动情态。

　　“玉钩”二句写主人公晨起后的活动情态，与上阕末二句在时间上有一段距离。“玉钩”句晨起之象。“妆浅”句宿妆之象，即另一首所谓“卧时留薄妆”也。从“月胧明”看，主人公被多莺惊醒时天还未大明，而“褰翠幕”当在既明之后，这其间当是醒后萦思梦境，长久饮卧床榻而慵于起一身之故。“褰翠幕”即挂起翠色窗幕。“妆浅”意谓淡淡梳妆。“旧眉薄”意谓旧来画的眉已经黛色淡薄了，表明未重新画眉，活现出主人公的慵惰心情。这种情态的表现，正是由上阕描写梦别醒来的心情滋生的。

　　“春梦”句是对上句情态表现的申释，更点明“绿杨”句所写之为梦境。“关情”意谓梦中之事牵系情怀，中间连一“正”字，可想见弄妆时的凝思之状。末句突出人物形象。“蝉鬓”形容女子鬓发梳得匀薄如蝉翼。对镜妆梳，关情断梦，“轻”字无理得妙。《古今注》载：魏宫人莫琼树“制蝉鬓，缥缈如蝉，故日蝉鬓”。蝉鬓已极薄，而更日“轻”，用以形容鬓发之枯槁，即以见其人之面容憔悴。发槁容悴，绝非一夕梦思而致，当为已忍受长期相思折磨的征验，春梦离别，不过是这种生活中的一折而已。对镜而觉蝉鬓轻。正当春梦关情之际，其中心当如何难堪，然并未明言，只从人的观感略点一句，则其中蕴蓄人情，极为微婉易感。

　　这首词和作者同调其他诸作一样，通体只作客观的描写，从主人公的生活环境及行动中体现其深刻隐微的情绪，即在景物动作上亦只作扼要的勾点。使读者从所勾点的事物中想象到丰富的境象及其中隐含的深微的人情，初读稍苦难入，既入则觉包蕴层深，体味无尽，这就是温词的“深美闳约”所在。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