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
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