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贺铸这一首词就抒写了词人报国无门、功业难成的失意情怀。
“缚虎手,悬河口”均借代人才。手能暴虎者为勇士,可引申为有军事才能的人;口如悬河者为谋士,可引申为有政治才干的人。倘若逢辰,这样的文武奇才当高车驷马,上黄金台,封万户侯。可眼前却穷愁潦倒,车不大,像鸡窝,马不壮,像饿狗。“车如鸡栖马如狗”极形车敝马瘦,与“缚虎手,悬河口”的夸张描写适成强烈对照,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以下正面申抱负,写感慨:“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白纶巾亦犹白衣之类,为未出仕之人所著。黄尘指京城的尘土,黄庭坚《呈外舅孙莘老》诗:“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任渊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六字两句参用陆机《代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意,谓白衣进京。结合下句“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谓此行不知可否取得富贵。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诗题说“入京”,诗句说“游说万乘(皇帝)”、“辞家西入秦”,皆贺词“扑黄尘”注脚。词径取李诗末句,而易一字增二字作“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虽自负而带一种傍徨苦闷情态,与李白的仰天大笑、欣喜如狂不同,读来别有意味。以下“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则袭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原句。但原辞是通过汉魏易代之际铜人的迁移,写盛衰兴亡之悲感,言天若有感情天也会衰老,何况乎人。此处则紧接上文抒写不遇者奔走风尘,“天荒地老无人识”的悲愤。以上从志士之困厄写到志士之牢骚,继而便写狂放饮酒。做了侠义之事不受酬金,像“雷颠”一样;唯遇美酒则不问价。李白《行路难》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干”,写出不趋名利,纵酒放歌,乘醉起舞,一种狂放情态。其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愤,但写得极有气派,使词情稍稍上扬。
简言之,此词上片由愁写到酒,而下片则由酒写到愁。过片极自然。不过上片所写的愁,主要是志士失路的忧愁;而下片则转出另一重愁情,即人生短促的忧愁:“酌大斗,更为寿,青鬓长青古无有。”词情为之再抑。以下说到及时行乐,自非新意,但写得极为别致。把歌舞与美人打成一片写来,写笑以“嫣然”,写舞以“翩然”,形容简妙;“当垆秦女十五”云云是从乐府《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正当垆”化出,而“语如弦”三字,把秦女的声音比作音乐一样动人,新鲜生动,而且不必写歌已得歌意。这里极写生之欢愉,是再扬,同时为以下反跌出死之可悲作势。汉武帝《秋风辞》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曲虽成“遗音”,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觉“事去千年犹恨促”。由于反跌的作用,此句比“青鬓长青古无有”句更使人心惊。于是作者遂生出“揽流光,系扶桑”的奇想。似欲挽住太阳,系之于扶桑之树,“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这种超现实的奇想,都恰好反映出作者无法摆脱的现实苦闷。“志士惜日短”,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最易感到生命短促、光阴虚掷的痛苦。·所以下片写生命短暂的悲愁,与上片写志士失路的哀苦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行路难”的题意也已写得淋漓尽致了。不料最末一句却来了个大转折:“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前面说想留驻日光,使人长生不死,这里却说愁人情愿短命;前面说“事去千年犹恨促”,这里却说一天的光阴也长得难过。一句几乎翻转全篇,却更深刻地反映出志士苦闷而且矛盾的心情,将“行路难”的“难”字写到入木三分。
全词艺术特点有三:“词别是一家”,在当时是很流行的看法,而这首词却写得像诗中的歌行体。“行路难”本就是乐府歌行的题目,此其一;《小梅花》的调式也很特殊,以三字句、七字句为主,间用九字句,“三三七”、“三三九”、“七七”的句式交替使用,句句入韵,平仄韵互换,都与歌行相近,此其二;大量化用前人歌行诗句,其中以采自李白、李贺者为多,此其三。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厨密《浩然斋雅读》引贺语),可见善于隐括前人诗意或化用前人诗句,是贺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此词表现很突出。
全词表现作者于失意无聊纵酒放歌之际,既感乐往悲来、流光易逝,又觉愁里光阴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但却用刚健的笔调、高亢的声调写成,章法上极抑扬顿挫之能事,行文上跌宕生姿,属于贺词中的幽洁悲壮之作,在北宋词坛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