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这是白居易应和好友元稹的诗。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住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当时就住在那里,诗人写元稹的住宅,诗句就自然联系到元稹的妻子。“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这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这诗句里,表现出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的怀念之情很深。
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是写元稹。元稹当时在四川广元,春意阑珊,落红满地。元稹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家中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饶有诗情。
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
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只是限在这一天,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然没有直接点出,只用“春光尽”三字来写,很有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用“平起仄收”式,但又与原诗不同,开篇便用对句,而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也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同时写双方,用了对句,就表现出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用对局开篇,用散句收尾,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一至四句叙述了诗人临行前那一缕淡淡的哀愁。“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指明了启程的季节不是孟春正月,而是仲春二月。谢灵运有答诗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也可以证明俩人的分手是在二月。念路途遥远,离情即迫。行装业已打点完毕,行前再与族兄泛舟赏月。这时,闲适恬淡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遥望着伸延不尽的路途,难免又生悲慨。“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则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情。本来,步人仕途,为日后一展宏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诗人却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
五至八句描绘了诗人与族兄分别时那一幕伤感的场面。“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族兄送了一程又一程,越城郭,穿林间,饯饮之后,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了。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景平元年(423年)灵运由永嘉郡去职移居会稽,过视了年仅十七岁的谢惠连,便大相知赏。元嘉五年(428年)灵运表陈东归,复与惠连等共为山泽之游。《谢氏家录》载:灵运每对惠连辄有佳句。其在永嘉供职时,竟日思诗不得,忽梦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灵运颇以为得意,常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可见两人之一往情深。这次分手是难舍难分的。更何况,这一年春正月,与谢灵运深构仇隙的会稽太守孟颛颉告发灵运谋反,灵运只好诣阙上表以自解,被命为临川内史。这就意味着,这次离别非同以往,两人都要远离会稽,各奔东西了。这更加剧了久结于怀的离愁别绪。“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执手话别,意绪绵绵。一叶轻舟渐渐的隐去了,身影渐小,别音渐消。
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戚戚怀抱。“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迈靡靡,中心遥遥,长路漫漫,前程难料。这些,诗人以为自己尚可排解,但内心的忧思又向谁来倾述呢。“行行道转远,去去行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离愁是绵长的,像一条路,走到哪里,它就伸延到哪里。正如李后主所感悟到的“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往今来的离愁,凝结成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后两句用“昨发”“今宿”等字眼,将时光推移,隐含着诗人别情的凄苦悠长。
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浓云滚滚,覆盖着层峦起伏的群岭,惊风阵阵,掀起了无数的浪花。霎时间,雨雪纷飞,润泽了大地,笼罩了林丘。“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则与诗题相映照。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诗人被迫在岸边停泊下来。
十七至二十句以悲慨的语调总括全诗。“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此借用《孔丛子》记载的“临津不济”的语句,既是凭古伤今,也是写的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不管西瞻也好,东睇也好,叹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下的只有悲慨,只有凄歌。积愤成疾,何以消忧。
这首诗结构十分严整。它以倒叙的手法,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忧思难忘的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其诗,回环往复,丝丝入扣,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