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这一首有名的五律,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唐禅社首乐章·顺和的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诗歌开宗明义,沉痛地惋惜“事败”,即挽救汉王朝的事业到底失败了。孔融平素“喜诱益后进”,引为奥援。身遭罢黜后仍招纳羽翼,“宾客日盈其门”。自称“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杂诗》),公开植党与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恶如仇,难守缄默,时复对操冷嘲热讽,“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且还经常公开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自己嘴巴活像一个漏器,频频漏泄自己的活动信息,隐情溢乎辞表,曹操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采取对策。器不密则致漏,机不密则害成,事不可能不败。
“河溃”二句,巧喻双关。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责。蚁孔导致河堤溃决,猿穴引来大山崩坏。多言多失,不慎小节,造成孔穴,留下空于,足以败乱大事,与此正相类似。更深一层,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隐汉家山河。蝼蚁卑微善钻,附羶趋利。猿猴能言不离走兽,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选取的动物形象,暗比篡汉的野心家,语含谴责,憎恶情烈。
“涓涓不塞,终成溃河”(《周金人铭》)。屋顶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两句似在警戒自己应当守口防意,谨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窃国篡位,其来浸渐,迹象可征。两解均堪耐人寻绎,似故弄玄虚,有意让人捉摸不定。
下边“谗邪”两句颇为显露。汉成帝时《黄雀谣》有“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句,系喻王莽败坏汉政,饰伪乱真。“谗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云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迹象,揭发曹操当权、挟持天子实况。
“靡辞”二句表明自己进尽忠言,吐露词华;然而听者逆耳,全无效果。恰如繁花空开,并不结果。又《黄雀谣》中有“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之句,据《汉书·五行志》引注谓:“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像黄雀巢其颠也。”这里自不排斥作者对操、莽之间的篡逆阴谋,产生联想和比附。
“人有”两句哀叹满朝官员,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这帮人并列朝班,无非貌合神离,终必分道扬镳。此句颇有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之感。
“三人”两句,说明流言可畏。城市本无猛虎,但经三人转述,便可惑乱视听,何况进谗者如郗虑、路粹之流,又决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横祸注定难免。此句重在说明造谣传播者多。胶漆一类物质难溶于水,但长期浸渍,同样也会稀释离解。此句重在说明中伤由来已久。
于是作者最终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作无可奈何的结笔。“生存多所虑”,活着倒是千忧百虑,无时或已,不如“长寝万事毕”,让身死来解脱苦恼,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都听任它了结去罢。
全诗叙喻错综。或单叙,或先叙后喻,或连续用喻,造成笔法参差多变。引事运典灵活,或隐括,或变用。而以双关、假托、暗示、含蓄等讽刺艺术手法,揭示曹操篡汉野心。作者持身贞正,志意高迈,秉性刚直,不畏邪恶,幼龄即曾冒死私藏党人,并与其兄争承官府罪责。又曾因面斥权贵,几遭暗杀。诗如其人,读时如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凛然生气,故远非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摹拟的《临终诗》所能企及者。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这是一首写景诗。开头两句写的是通往开圣寺的途中景象。诗人并没有设色描绘,而只是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秋日行旅图,把读者引进一个旅况萧瑟的境界。山道、乱石、古树、烟霭,旅途的荒凉、寂寞可想而知。但是诗人的感受程度似乎还不仅如此,“萧萧”一词状山中秋风萧瑟、草木摇曳的窸窣之声,更增添了旅途的凄凉况味。
到了开圣寺,按常理,诗人该从旅途的寂寞中轻松下来,对这一建于三、四百年前的寺宇进行一番观瞻了。然而,颔联却避却寺宇,将目光移向寺外的天地。凭高望远,长天寥廓,万木萧疏,天地之间一派深秋的景致。
寺外的秋色是如此萧然,寺内的景致也很寥落。颔联通过马嘶、鸦乱的寺外景色予以烘托,颈联则又以泉落竹间和厨房静寂,僧归塔下与影殿空空相比照,充分地描写了寺宇的衰败寥落景象。上下两联于工整的对偶中,寓抑扬低昂的情调,为尾联的慨叹之音,酝酿了充分的抒情气氛。
面对这一片荒凉的情景,诗人不由得浮起了这座寺宇曾经香火鼎盛的揣想。寺中记载当年兴建时寺宇巍峨、香客络绎之盛况的南朝旧碑依然存在。这一联就眼前所见情景抒发感叹,寓意极深。南朝皇帝佞佛,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各地兴建寺庙(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不但严重地毁坏了农业,也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统治者的荒淫腐败,使得南朝的几个小朝代都是国运匆促,接踵而亡。南朝的这一历史事实不但给后来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也刺激了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引起了历史家、文学家们的反思。因此,诗人面对这荒废的寺宇,虽然也发出了“行人莫问当年事”(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感慨,但是这一感慨里却融进了对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的思索,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无限悲凉的感悟。
全诗以写景为主,由旅途的跋涉而开圣寺周围的徘徊,游赏一路秋景,迤逦写来,别具清畅流美的情致风调。诗人在感怀之余,似乎又对使他身心疲惫的功业之事感到厌倦,由此萌生了隐逸的想法。立意深沉,耐人寻味。
此诗首联:“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七国”喻藩镇割据叛乱,“三边”指边患,“未到忧”即未知忧。指出其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次句再点醒“十三”袭位,这就有力地显示出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如果先说少年袭位,再说不恤国事,内容虽完全相同,却平直无奇,突现不出上述矛盾。这种着意作势的写法与作者所要突出强调的意旨密切相关。
颔联:“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写少侯的豪侈游乐。“不收金弹”用韩嫣事,典出《西京杂记》。上句说他只求玩得尽兴,贵重的金弹可以任其抛于林外,不去拾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作成)倒颇有几分爱惜。这就从鲜明对照中写出了他的无知。黄彻说:“二句曲尽贵公子憨态。”这确是很符合对象特点的传神描写,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
颈联:“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续写其室内陈设的华侈。“彩树”指华丽的灯柱,“绣檀”指精美的檀枕。锼,是刻镂的意思。两句意谓:华丽的灯柱上环绕着层层灯烛,像明珠交相辉耀;檀木的枕头回环镂空,就象精美的玉雕。上一联在“不收”、“却惜”之中还可以感到作者的讽刺揶揄之意,这一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灯”、“枕”暗渡到尾联,针线细密,不着痕迹。
尾联:“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说,守门人不给清晨到来的客人通报,因为少侯新得了一位佳人名叫莫愁。莫愁,传为洛阳人,嫁卢家为妇。这里特借“莫愁”的字面关合首句“未到忧”,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言外又暗讽其有愁而不知愁,势必带来更大的忧愁;今日的“莫愁”,即孕育着将来的深愁。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倾向,不直接说出,而是自然融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尖刻冷峭,耐人寻味。
此诗塑造了一个荒淫奢侈、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子形象,把他不知内忧外患,只顾挥霍浪费,荒淫好色的丑恶行径同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暗示了让这种纨绔子弟身居高位,正是当时政治腐败的表现,是国运不振的重要根源。
清代注家徐逢源推断此诗系借讽唐敬宗,其说颇可信。因为所讽对象如为一般贵显少年,则他们所关心的本来就是声色狗马,责备他们不忧“七国三边”之事,未免无的放矢。必须是居其位当忧而不忧的,才以“未到忧”责之。所以首句即已暗露消息,所谓少侯,实即少帝。末句以“莫愁”暗讽其终将有愁,和《陈后宫》结句“天子正无愁”如出一辙,也暗示所讽者并非无知贵介,而是“无愁天子”一流。不过李商隐托古讽时、有特定讽刺对象的咏史诗,题目与内容往往若即若离,用事也古今驳杂,再说托古讽时之作,所托之“古”与所讽之“今”但求大体相似,不能一一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