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起首“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摧人去！”这两句是牢骚话：刚刚二更时分，城楼上还要敲三通鼓才天亮，何必这么死命地催人走呢！据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四，翰林学士孙洙某晚正太尉李端愿家欢宴，有美女侍妾奏乐助兴，恰逢此时朝廷宣召，心下不愿，故出怨语。“何须抵死催人去”就是本此而发的牢骚。说：“尚有三通鼓”，而不说已过二更，表示离天亮还早，希望多玩一会儿。但留连不舍之意横遭阻抑，自然转化为憾恨之情。“抵死”，犹言死命、拚命，形容竭力。对于皇帝宣召，竟是如此不情愿，可见这夜宴是何等令人留恋。“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一边匆匆上马，一边却还恋顾那美妙的琵琶声，深以未听到曲终为憾。琵琶的诱人魅力来自那位弹奏的女子，言外蕴含着对其人的深情眷恋。然而迷人的女乐，终究抵不住皇命的催逼，他只得无可奈何地上马离去了，但那声声琵琶似乎一直萦绕耳际。上片四句，一气流注，节奏快速，皇命催人、刻不容缓的气氛顿出，从而反衬出词人不愿从命而又不敢违命的矛盾感情。
过片写主人公恋恋不舍，人虽已上马，心尚留筵间，一路上还出神地回头凝望。但马跑得快，老天更不凑趣，又下起蒙蒙细雨，眼前只觉一片模糊，宛如织就一张漫天的愁网，连人带马给罩住了。“廉纤雨”，蒙蒙细雨。“无边丝雨细如愁”，这廉纤细雨，既阻断了视线，又搅乱了心绪；借景语抒情，情景凑泊而有酝藉之致。“漫道玉为琶，玉琶今夜长！”玉琶，翰林院的别称。玉琶供职是作者平时所自以为宋宠的，此夜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聊和索寞。从一个充满美酒清歌的欢乐世界，硬生生地被抛到宫禁森严的清冷官署，其懊丧和恼恨可想而知。“玉琶今夜长”，大有长夜难捱之感。对照开头“城头尚有三通鼓”，同时对于时间的感受，竟有如此不同的心理变化。这一起一结也自然形成两种情境的鲜明对比，使这首小词首尾相顾，有回环不尽之妙。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