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这首诗写的是思妇怀人之情,开篇充满浓厚的悲凉气氛,以衬托主人公的不幸,继而细致描写怨妇心理,由思念远戍丈夫,变而为对战争的怨叹和对所处困境的痛心疾首,乃至彻夜难眠,通宵熬煎。此诗辞情哀婉动人,毫无造作之感。
这首诗起首两句写初冬季节,寒风四起,季节的更替引起思妇节序之感。将“悲”字予以“风”,无理而妙,将女子的悲伤意绪直接托出,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
“秋蝉”句是思妇所见之景。秋末冬初的蝉声是凄清而稀疏的,可在思妇听来却是令人烦躁的,它使人已觉悲伤的心情更加烦闷。盂冬之际,作为候鸟的燕子已经离去,可是丈夫却没有回来,仍戍守在寒冷的边城。心情由“悲”变成了“怨”。
“君何崎岖久徂征”句紧接上句“怨边城”,写思妇挂念丈夫,想像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戍边抗敌,生活艰苦。“岂无膏沐”句合用《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和《诗经·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诗句。这两首诗都是写女子怀念远征的丈夫,与本诗诗旨相似。谢灵运熟谙风骚,诗歌善于取意或化用《诗经》和《离骚》诗句,古代诗论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对君不乐泪沾缨”两句,继续叙写思妇由思念丈夫而潸然泪下,为缓解悲绪她要借弹筝诉说内心的哀怨。心中愁怨,所弹之调亦黯然销魂,借“筝”消愁愁更愁。
“遥夜”句,思妇因心中悲切,放下秦筝,抬头望见明月悬空。见月思人,哀婉难捺。此句对晏殊“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的词句应有导引作用。
“谁知河汉”句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诗意。虽未言相见,而渴望相见的心情却是何等强烈。“辗转思服”句本自《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思妇思念戍边之人,辗转难眠。
这首歌行带有谢诗按时空叙述的特点,时序变化引起悲绪,然后描写思念的一系列行动,娓娓道来。虽是代人言情,但辞情哀婉动人,毫无造作之感。
这是一首一首感怀词作。全词描写虽然是寻常景物,但经诗人的点染,却成了一幅郁郁悲凉、惜别、思念之作。季节本无形,词中用燕子这一意象代替写出来,具体生动,画面感徒增。蕴含了诗人忧伤情怀。
“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这里点明了时节。从“燕子欲归”和“昨夜西风”这两句来看,当是晚春至秋初的这段时节。这句,其实存在着一个人物特写。一个女子站在高楼之上,望着远方的姿态写满了思念。虽然晏殊从词语上没有写到这个女子,但从“燕子”、“高楼”这两句,勾画出一个女子婀娜多姿的身姿。 “高楼昨夜西风”句。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实景的描写,但其实是一种心境的勾画。
“燕子欲归”,其实指燕子欲归,人未归,这其实是女子内心的愿望和最真最深的疼。“高楼”这句。晏殊词中的这“高楼昨夜西风”是对爱的无力企及和内心无法亲近的绝望与悲痛。
“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风傍菊丛。”“求”字,写活了内心的期待和渴望。写出了女子内心一往情深的坚持和等待。
“歌长粉面红”这是对这个女子歌声和面容的描写。“歌长”,是这个女子不忍分别的一种描写。女子的深情,在这两个字上表现的一览无遗。 “粉面红”三个字,写出了女子的美丽。
“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点明了时间。“斜日”指“斜阳”。两个人不忍分别。“斜日更穿帘幕”句中的穿”字用得很让人觉得伤心。用一个动词来描写心灵之中的疼,更是鲜活而生动。这“斜日”穿透的不是“帘幕”。而是女子不舍的心。微凉渐入梧桐。又见到了梧桐。这是思念、闺怨、孤独、寂寞、凄凉、悼亡的隐喻。这是一个触手冰冷的词语。梧桐,也是一颗绝望、凄凉、无助而思念的心灵。
“多少襟情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心灭了。情却仍然还在燃烧。“此情千万重”句,是女子对即将离开的人的交代。
全词描绘了一幅郁郁悲凉、惜别、思念的场景,蕴含了诗人忧伤的情怀。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