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在流放途中所见的景物及所想象的意象,借景抒情,引用一则“雁过梅岭”的奇妙传说,再结合自己当前的处境,抒发了诗人对官场坎坷的慨叹和思念家乡的感情。全诗情调低回婉转,感情真挚动人,诗旨在写“愁”,全篇却未着“愁”字,情致凄婉,愁绪满怀,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使情景融合,传情达意,因而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开头两句写诗人看到的景象和由此联想到的事情。大庾岭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诗人怀乡的忧伤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
接下来诗人想到自己的处境: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大雁能够在这里停下来和诗人还要继续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诗人无限的伤感,大雁尚且按时可以飞回北方,诗人自己却不知何时才能回归,表达了诗人留恋与不舍的悲戚心情。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的景色:黄昏到来,江行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行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行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暝,瘴气如烟,故乡何在,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紧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两句是说,明晨登高望乡之处,理应见到岭头初绽的梅花。
最后两句,诗人又从写景转到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它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总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显然,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多么希望也能寄上一枝梅花,安慰家乡的亲人啊!
整首诗通过描写见到的景物,委婉而深切地抒发了诗人内心饱含的被贬痛苦以及思念家乡的忧伤。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诗人还是表达出愁绪满怀,凄恻缠绵。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全诗情景交融,用词考究,思乡之忧伤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词的上片写病起后的心境。起句写其不思饮食。言其想着强吃一点,效果却不理想,身心状况并没多大起色。次句写因应之策。言其既然“强欲加餐”效果不好,万般无奈,只好陪伴病僧,长期吃斋念经,托身佛门。第三句写自己的心境。言此时此地,内心-片空虚,犹如缭绕的香烟从心头飘过,连一点香灰也没留下,真是万念俱寂,了无尘心,远离世界,清高极了,也淡泊极了,表达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情思。
词的下片写独坐停云观云、体验云之出没的理趣。“山上”句写云之出岫。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此处似化用其意,并以云自比,言自己早年本来无心出去做官,以功名富贵,就像朝来“云无心以出岫”,随风飘流一样,到处漂泊。“次第”二句从“鸟倦飞而知还”脱胎,言自己像出山之云,行雨之后就应归来一样,自己出而做官,为霖为雨,以济苍生,晚来,也是应该的。言外之意是说,落职还乡,也是一种归宿,自慰,真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这四句以“云出岫”起,以“和归来”结,完整地体现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此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不能为此言也。”对于此词所写,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应当说它表明了作者胸怀淡远,不能以普通景语视之。
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