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首词上片从江梅写起,道出女子的愁绪和孤独。下片开始描写女子愁极无聊,索寞无绪的情态。结句用典,堪称简洁、平易而幽婉杳渺,方寸感伤油然而生。全词语言表达含蓄婉转,耐人寻味。
上片从江梅写起,大概是“花稍小而疏瘦有韵”的梅花总让词人不由想起他的那位宛妹。不然词人就不会感慨江边的梅树瘦消几分,只要看看她的腰肢如何清瘦便知晓。显然, “欲问”两句用了互喻的手法,以梅喻人,又以人喻梅,看是梅瘦几分,实际上是人比梅瘦。而人的瘦,不是因为发育不良,而是因为“愁”。
为什么愁,下一句交代得更加巧妙,“麝篝衾冷惜余熏”。“麝篝衾冷惜余熏”顺畅的语序应该是“衾冷麝篝惜余熏”,转而写室内环境。麝香的熏笼在独自燃烧,被子因无人拥盖而变得寒冷,而那麝香燃后的余热总让人心生怜惜。此处“惜”字既是写熏香,也是写女主人公追怀往事的心绪,既是惜香,也是惜人,写出了在这美好的春光里愁极无聊,寂寞无绪。
下片开始描写女子愁极无聊,索寞无绪的情态。开头两句对仗,是浣溪沙这个词牌的精华部分,容若这里写的是“可耐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这是描写女主角的生活:天晚了,冷了,倚着竹子,就算春光好天气也不把房门打开。而春光明媚也不开门则说明了至少两种可能性:一是她心里不痛快,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二是她心里想着某个遥远的情郎,因为得不到爱情的慰藉,便对撩动的春光也无动于衷了。
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末句给出了答案:“枇杷花底校书人”,这人当指沈宛,站在枇杷树下,无限怅惘。“枇杷”音同“琵琶”,而琵琶在古诗词里是哀怨的象征,不禁让人想到白居易的《琵琶行》,堪称简洁、平易而幽婉杳渺,婉转曲折地将一种今古之悲轻轻道出,方寸感伤油然而生。
词的上下片的前二句都是折进的手法,婉转含蓄地刻画其形影情态。“欲问”、“只看”, “可耐”、“便教”等连接之语起到了翻转层进的作用。如此涉笔就更突出了形象的瘦损,愁情的深浓。语言表达含蓄婉转,耐人寻味。
南宋诗人华岳是一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他的一生屡遭打击,却坚守特立不驯的人格,“不肯附和浮议”。其诗歌也一反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雕琢习气,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体现出苍劲豪健的风格。这首《骤雨》诗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农村中夏日急雨的壮观景象。骤晴写雨来得急、去得快,暗扣诗题;山又绿写出了下雨前后景色变化,隐含牧童因雨停而轻松的心情。
首联说乌云尚在牛身后,大雨却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颔联写山洪暴发的情景;颈联写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尾联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
此诗写夏日暴雨景象,以三个场面突出描写雨势之骤。一、二句说乌云尚在牛身后,但大雨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此种雨在云先的奇特景象,表明雨势之急猛,有急促突发之感。三、四句写山洪暴发的情景。用“十万军声”写大雨中山洪倾泻奔吼的声势,创意颇新。五、六、七句由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末句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在宋代诗人中,颇有特色。
作者巧妙地把风雨骤至之场景提到开头,突兀而起,使人惊心动魄。“泼浓墨”,喻云色之黑;“翻车轴”的“车”是水车,水车戽水,轴翻水涌,发出声音,这里用以形容风雨之声。一以喻色,一以喻声。一以写暴雨将至未至;一以写风雨已经到来。而两者相距,只有牛头牛尾之间,突出了夏雨特征。
三四句进一步用多种比喻写风雨之势。“顷刻”言来势之猛,“十万军声”状雨声之壮。“怒涛卷”上“沙滩”,借潮水之汹涌,一喻雨势奔腾。“军声吼”如“鸣瀑”,以“鸣瀑(瀑布)”喻“军声”,又以“军声”喻风雨之声。后三句是补笔。“溪西”应指西南,“溪北”应指西北,即修辞学上所谓“互文”。牧童迎着风雨向西南走,故牛头已经下雨,而牛后还只是乌云。点得清楚,补得必要。尤妙的是第四句忽又一转,写出雨晴山绿,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观。
诗语言风格不事雕凿,通俗易懂的比喻,使人觉得朴实清新,平淡无华的语言组合又极富有生活情趣。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骤”字。暴雨来的“骤”,去的也“骤”。作者从视觉和听觉的不断转换来描绘这壮观的景色。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景,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表述了出来,使人读罢为之叫绝。作者刻画壮观,自见豪气,转折自如,多用口语,朴素清新,富有生活气息。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
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是唐代诗人权德舆的五言律诗,这首诗用朴素的语言写在端午节那天,礼部尚书房内的端午习俗。
开头写端午节,相互祝福,长命百岁的风俗。接着写衣服挂着带有共同心愿的彩色丝线,以示端午节风俗。接下来转而写到尚书省空寂无人的感触。
这首诗运用典故,写出了礼部尚书的端午风俗,进一步体现出了平淡中蕴含深永情味、朴素中具有天然风韵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