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于途中过访徐积,畅叙之后又匆匆分别,诗即写在黄庭坚别去之后,从未见故人写到既见故人,再写到分手后的思念之意。前二句的意境与《诗经·草虫》中“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的描写相类似。通过未见时与已见后的对照,真实地表达了朋友间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感情。
后两句极言故人去后,诗人梦萦魂绕的思念之情。这里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而造意新奇,想落天外。梦本是无意识的,但诗人却说梦魂有意地去追寻友人的踪迹,已是神奇绝妙;追寻而不得,其原因竟在忘了问其船泊的停靠处,所以梦绕西城,不忍心马上离开。这两句同时也婉转地表现了诗人对黄庭坚的情意之笃,留恋之深。这里忘却问船泊处是现实中之事,而清梦绕西城是梦幻中之情,诗人故意将梦与真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种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艺术境界。两句诗感情诚挚、意味深长,写积想成梦,梦中寻友之情正与杜甫《梦李白》中“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诸语异曲同工。而因此诗是绝句,故更为凝炼。
全诗纯以时间为次,章法井然有序,语言质朴,全篇几乎没有一个修饰的词语,如同随手书写一样,然而其中表现的感情却是深沉笃实,皆自肺腑中流出。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此诗首章从主人公拜会友人途中写起。一个处在上升时斯的新兴贵族,率领着众多仆从乘坐着戴星马拉的华车,去见朋友。车子跑起来,车声“邻邻”,如音乐一般好听,他仿佛在欣赏着一支美妙的曲子。正因为他有好心情,才觉得车声特别悦耳。最叫他得意的还是拉车的马,额头间长着清一色白毛,好似堆着一团白雪。白额的马,旧名戴星马,俗称玉顶马,是古代珍贵的名马之一。他特地点明马“白额”的特征,当然是要突出它的珍贵,更重要的则是借此衬托自己的尊贵。因而从开头两句叙述中,可以察觉到主人公的自豪与欢愉的情怀。紧接着三、四句便说自己已安抵朋友之家——这是一个贵族人家,非一般平民小户可比,未见主人之前,必须等待侍者的通报、传令。主人公如此说,无非是要突出友人门第高贵,突出友人的高贵,目的则在暗示自己也是有身份的。首章后两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自我标榜,可谓含而不露。
第二、三章意思相同,说主人公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头两句借当时民歌中常用的“阪(或山)有×,隰(或泽)有×”的句式起兴,以引出下文,在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坐”表示亲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一见面,就在一起弹奏吹打,亲密无间。主人一再劝告着:今日会面要尽情欢乐,转眼间我们就会衰老,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这里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与东汉《古诗十九首》中说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话很相似,它们之间也许有着相承的关系。此诗“今者”两句尽管情调有点消极,但放在朋友间相互劝乐的场合,坦露襟怀,以诚待友,在酒席上流露出的人生短促的感伤,本可以理解,不必非要斥之以“腐朽”“没落”不可。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