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蝙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蝙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蝙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蝙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蝙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蝙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蝙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蝙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蝙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有一首著名插曲《拉兹之歌》，流浪汉拉兹穿街走巷，举目无亲，哀伤地唱道：“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我看这世界像沙漠。……”那种凄凉，那种幽咽，博得人们洒下一掬同情泪。而当读者读到《诗经·唐风》中的《杕杜》时，心情同样很沉重，因为它也是一首流浪者之歌。当然，它比《拉兹之歌》古老得多。
全诗二章，章九句，复沓章法，二章内容除用韵换字外基本相同。起首“有杕之杜，其叶滑湑”，用孤孤单单的一株赤棠树起兴，与同样是孤孤单单的一株赤棠树起兴，与同样是孤孤单单的流浪汉相对照，既相映成趣，又相对生愁。赤棠虽孤单，还有繁茂树叶作伴，自己却是“光杆司令”一个，相比之下树要比人幸运得多。所以这“兴”又是“反兴”。诗人看到孤树，伫足留连，忽而觉得同病相怜，忽而叹人不如树，感触纷纭。这种独特心理感受与流浪者身份相切合，很有典型意义。关于这流浪者的性别，闻一多《风诗类钞》另有妙诠：“杕杜喻女之未嫁者。《说文》：‘牡曰棠，牝曰杜。’”那末这流浪者竟是一位未婚少女，那就更显悲哀了。此说可备参考。
起首二句，也可谓“兴而赋也”。第三句“独行踽踽”才是全章的灵魂。整首诗就是描写一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踽踽独行者的苦闷叹息。此句独立锁住，不加铺叙，以少驭多，浓缩了许多颠沛流离的苦境，给人无限想像空间。此句点出了流浪者，成为前后内容的分水岭，前是流浪者所见，后是流浪者所思。
“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路上风尘仆仆的行人还是有的，但心为形役，各有各沉重的精神枷锁与自顾不暇的物质烦恼，没有人肯去对一个陌路人相濡以沫。这时，流浪者想到了同胞手足的兄弟亲情，是“他人”无法比拟和替代的。正如《小雅·常棣》所说：“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亲人，家园，不知在何方。异域他乡的流浪者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现实中想得很多很多，只能在想像中求得一些慰藉。正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孤苦伶仃，只能划火柴在光亮中幻想着已上天国的奶奶来呵护自己，心灵感到一丝温暖。兄弟虽好，毕竟在虚无缥缈中，现实终究是现实，诗人不禁“嗟——”，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嗟”字直贯最末副歌式复唱四句。
叹息的内容很平实浅近，也正是流浪者的最基本需要：行人为什么不来亲近我？我没有兄弟在旁，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孤独寂寞，呼天抢地，两个激问中蕴藏着浓重的绝望和忧伤。落难的人犹如落水的人，非常需要救援，可没有人会来、没有人能来济助他。这确实是一声令人心寒的长叹。
由此推想，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或是战乱，或是饥荒。《小雅·常棣》说：“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死丧祸乱既平清，一家生活也安宁。那时虽有亲兄弟，反觉不如朋友亲）可作反证。是战争使骨肉离散，沦为难民。又《大雅·召旻》：“瘨我饥馑，民卒流亡。”（饥馑遍地灾情重，十室九空尽流亡）是灾荒使百姓失所，乞食四方。不管哪种情况，这首抒写心灵感受的流浪者之歌，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向后世真实展示了一幅古代难民的流亡图，其艺术视角很独特，给人启迪。
旧说如《毛诗序》谓“《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为今人所不取；而朱熹《诗集传》谓此为“无兄弟者自伤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辞”，则差为近之。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