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岁颇营口腹事，冈有罝罟梁有罾。
大胾每快屠门嚼，美酒惯陪豪士倾。
酒边最爱无长叟，坐隅未揖先风生。
挥斥肴品进此叟，似去伧荒游上京。
王谢家儿负贩子，气味不待口舌争。
年年属餍不汝厌，勇向上党人夸矜。
一从多病戒奇嗜，屏绝鳞介疎姜枨。
水中之怒宁阿系，丈室高卧几净名。
二年闲杀把螯手，久要药裹熏炉并。
旱后篮筐荐蜞越，君乃上箸收所憎。
铭盘久断旧嗜好，垂涎忽诵新歌行。
射阳浦口霜耿耿，繁梁埭头雾冥冥。
及今尖团日供百，莫孤君家竹叶清。
壮岁颇营口腹事，冈有罝罟梁有罾。
大胾每快屠门嚼，美酒惯陪豪士倾。
酒边最爱无长叟，坐隅未揖先风生。
挥斥肴品进此叟，似去伧荒游上京。
王谢家儿负贩子，气味不待口舌争。
年年属餍不汝厌，勇向上党人夸矜。
一从多病戒奇嗜，屏绝鳞介疎姜枨。
水中之怒宁阿系，丈室高卧几净名。
二年闲杀把螯手，久要药裹熏炉并。
旱后篮筐荐蜞越，君乃上箸收所憎。
铭盘久断旧嗜好，垂涎忽诵新歌行。
射阳浦口霜耿耿，繁梁埭头雾冥冥。
及今尖团日供百，莫孤君家竹叶清。
这首诗中作者赞扬傅山的民族气节，对失去山河的悲痛之情也有抒发，顾炎武为其行为所感动，因此，他勉励友人要互相扶持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刘琨传》记载晋代刘琨被胡骑围困于晋阳，他便朝夕吹奏胡笳，笳声激起胡人思乡之情，于是胡骑便解围而去。刘琨是古代爱国英雄，傅山是明末清初有气节的爱国志气，尝自称有“弯疆跃骏之骨。”这里顾炎武把他与刘琨相比是为了颂扬他的爱国精神。
第二句“穷愁犹驾阮生车”，《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独自驾车而出，他不走现成的道路，走到途穷之处便恸哭趋车而回。这一联中诗人用了两个典故，以刘琨的被围、阮籍的途穷比喻傅山从事抗清活动的艰难困苦，又以“频吹”、“犹驾”赞扬他那坚持不懈、战斗不息的精神。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生旧相家”。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为尚书的陈咸率三子同归故里，闭门不出，但仍按汉制在12月戌日举行腊祭。人问其故，他说：“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后汉书·陈宠传》）诗人在这里以陈咸父子们的不合作保持气节的态度来比喻傅山在生活上仍遵明制不作亡国奴。《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将张良因先代五世皆相韩，韩亡，张良义愤填膺，倾家荡产求刺客杀秦王为韩报生。顾炎武这里用陈咸与张良的典故同样是为了赞扬傅山不投靠清廷而献身于反清复明的事业。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当诗人瞻拜明故官陵墓，漫游神州各地时，悲伤痛苦感慨万千，在诗人的眼中连陵阙也产生了哀愁，连河山也垂下了泪水。这里诗人移情及物，宫殿陵墓山河都有哀愁，可见其情之切痛之深了。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乘虚犯斗槎”。《博物志》 载：“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在这里表述友情：只要我们互为声援扶助，虽天各一方，也会成为朋友，“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我们不用长途跋涉时来相访，我们的心是相连的。顾炎武与傅山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志向之上的，故两人的心灵有无限的契合。
这首诗不仅是颂扬傅山，也是在言自己之志。诗中的四个典故用得贴切自然，全诗感情充沛、悲壮昂扬，可以从中看出顾炎武的心胸与人格。
此词是一首离情词。当是托为妓女送别情之作。送者有意，而别者无情，从送者的角度来写，写尽其痴人痴情。
“留人不住”四个字将送者、行者双方不同的情态描绘了出来：一个是再三挽留，一个是去意已决，毫无留恋之情。“醉解兰舟去”，恋人喝醉了，一解开船缆就决绝地走了。“留”而“不住”，又为末两句的怨语做了铺垫。
“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二句紧承“醉解兰舟去”，写的是春晨江景，也是女子揣想情人一路上所经的风光。江中是碧绿的春水，江上有婉转的莺歌，是那样的宜人。当然，景色的美好只是女子的想象，或许更是她的期望，即使他决然地离开了她，她也仍旧希望自己的情人在路上有美景相伴，可见痴情至深。“过尽”两个字，暗示女子与恋人天各一方的事实，含蓄透露出她的忧伤。
“碧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情人已经走了很久，不见踪影，但女子依旧站在那里。堤边杨柳青青，枝叶茂盛繁多，千丝万缕，依依有情，它们与女子一起伫立于碧口，安静凝望远方。古人有折柳枝送别的习俗，所以“枝枝叶叶”含有离情的意思，此处即借杨柳的枝叶来暗示女子黯然的离情。
“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所表达的感情非常激烈。女子负气道：“以后你不必给我寄信了，反正我们之间那犹如一场春梦的欢会没有留下任何凭证，你的心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画楼云雨”四个字道出了女子与男子曾经的美好过往，只可惜男子决然绝情。相守的期盼落空之后，她只有怀着无限的怨恨选择放弃，从特意提及“锦书”可知，女子内心并不想如此决绝，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这首词在技巧上运用了很多对比方法：一个苦苦挽留，一个“醉解兰舟”；一个“一棹碧涛”、晓莺轻啼，一个独立津碧、满怀离情；一个意浅，一个情深，让人一目了然。在结构上，亦是先含情脉脉，后决绝断念。结尾二句虽似负气怨恨，但正因为爱得执著，才会有如此烦恼，所以更能反衬出词人的一片痴情。总之，此词刻画细腻，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一个女子痴中含怨的微妙心理。
本首词上片写贾似道误国害人的可耻下场；下片道出吴贾两人被贬循州的本质区别。词中表现出对奸臣贾似道陷害忠良、坏事干绝而终无好下场的庆幸，也含有人事无常的感叹。全词短小精悍，口语化极强，语言质朴生动，极富节奏感，和浓愈的民歌风味，其中包含讽古喻今的现实主义色彩也极为难能可贵。
该词上片，“去年秋，今年秋”言时光年复一年。“湖上人家乐复忧”，看去似乎泛指西湖一带人民生活变化，实际上是指贾似道，他生长在西湖，长期在这里为官，且有别墅“后乐园”在这里。往日，他青云直上，终日荒淫，得意、专横，何其乐也，今天，他竟遭可耻可悲的下场，又何其忧也，所以云“乐复忧”。接着用“西湖依旧流”作为反衬，大自然江山依旧，然而人事全非，显示历史无情。
该词下片，“吴循州，贾循州”，南宋末年同时在朝的两丞相，一个是坚持抗元的忠臣，一个是恶贯满盈的奸相，却先后贬徙同一循州，死于边远，时间仅仅相隔十五年。看来是一种偶然巧合，实际上，吴之贬谪循州，由于贾之陷害，贾之贬谪循州是他陷害忠良、恶事作绝后所得报复。十五年前蒙冤惨死的吴潜，今日追复原官，得到昭雪，虽死犹存。当年作威作福的贾似道，今天活活被人锤死，遗臭万年。
“十五年前一转头”，时光何其速也，转瞬之间，命运向相反的方向作了转化，对这种恶人遭恶报，好人得昭雪的转化，时人拍手称快，庆幸欢欣。贾似道若早知今天的下场，当初何必那么残狠。“人生放下休”是从“十五年前（间）一转头”的历史变迁中申发出来的感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事无常，为人不可狠毒，不要得意忘形，人生又切不可太认真，所以说“放下休”。放下休，即放下吧，休是语气词。“人生放下休”与“西湖依旧流”前后照应，既表明江山依旧，历史无情，又有人事无常的慨叹。
诗言志，词言情。然而这首词却独树一帜，以词进行讽刺，在唐宋词也极为鲜见，但在讽喻中不见尖酸刻薄，艺术表现力极强，是一朵散发异香的奇葩。这首词讽喻当时世道。南宋景定年间，奸臣贾似道当权，其谗毁宰相吴潜，使之被贬循州，并其后将其毒死。贾似道继为宰相，终日淫乐，不料事有偶然，德祐元年，贾与元军作战失利逃跑，也恰恰被罢贬循，且也是在漳州被县尉郑虎臣锤杀于木棉庵。前后十五年如此巧合，因此作者抓住这点对贾似道的鞭挞。嘲讽和对弄权者的正色告诫，语言含蓄，但语意却是极其尖锐的。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