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
此诗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
第一层的四句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凉风已厉,思妇以己度人,想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丈夫)无御寒之衣。这四句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凉风之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在写作上,诗人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不但突出了寒冷的到来,而且也由此想到远在他乡的漂泊不归的游子(丈夫)。
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遗洛浦”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经·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锦衾”二句是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别,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过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正因为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归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性》:“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的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不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道:“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经·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近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这是否一首怨诗,历来有所争议。若论诗中的思妇对“良人”的态度,与其说是“怨”,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都”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此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旨谓后者。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四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质朴自然,毫无矫饰。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