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这首民谣收录于《乐府诗集》，属“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乐府民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首民谣通过描述桓帝时农作物由妇女收割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歌谣语句朴素，通俗明白。
起句“小麦青青大麦枯”，“青”与“枯”点出了时间，即农作物生长和收货的季节，也就是农忙时节。绿油油的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却已经成熟了。可是谁来收割成熟的庄稼呢？是老妇和村姑。收割本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由青壮男丁来承担。所以，开头两句，尽管没有用一个字去描写连绵战争的惨烈和破坏，但是从作者巧妙地选用田间劳动这一典型的场景，感受出战争的破坏程度，人民的生活有痛苦不堪。
第三句“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主旨。青壮男丁干什么去了，被驱遣西征同羌人作战去了。这里的“西击胡”是指东汉王朝对羌族进行的三次武装镇压。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羌人起兵反抗东汉，这场斗争坚持了十二年之久，东汉王朝因平息反抗，耗资二百四十多亿钱。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发动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所耗军费八十余亿钱。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发动反抗斗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羌人多次反抗斗争，这样就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同时也由于徭役的繁重，广大农村青壮男丁征发已尽，出现民谣中所描写的“谁当获者妇与姑"的悲惨景象。
民谣的前三句，以典型的场面，通俗明白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战争中人民群众和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吏买马，君具车”。“吏’’春秋以前，大小官都可以称吏。战国以后一般指低级的官。《古诗笺》中解释：“‘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这一句，不仅反映了因战争耗费巨大，连官僚贵族都不能幸免，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官僚贵族只要出点钱，就可以不必去打仗，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要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请为诸君鼓咙胡”。“鼓咙胡”，百姓感到不公平，却不敢把话说出来。但人民群众的不满之情却跃然纸上。
这首诗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首句说茅斋的极度低矮狭窄，“熟知”，乃就燕子言。连江上的燕子都非常熟悉这茅斋的低小，大概是更宜于筑巢吧！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要引起主人的烦恼。三、四两句就细致地描写了燕子在层内的活动：筑巢衔泥点污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诗人以明白如话的口语，作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了。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明代王嗣《杜臆》就此诗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还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的感慨。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这首诗也是善于景中含情的一例。全诗俱从茅斋江燕着笔，三、四两句更是描写燕子动作的景语，就在这“点污琴书”、“打着人”的精细描写中，包蕴着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扰和心绪不宁的神情，体物缘情，神物妙合。“不可人意”的心情，诗句中虽不著一字，却全都在景物描绘中表现出来了。全诗富有韵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景中含情。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打着人”等活动。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的可爱之态，又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在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
这首诗的主旨也可以理解为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描写，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
这首诗发端二句已概全篇之旨，“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以下均围绕“多奇节”处而展开。承接此二句，以下八句历叙少年游侠者的精神品格与豪荡气魄。“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此十字着重从形象上描绘少年侠士潇洒倜傥的飒爽英姿。“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伍子胥有经文纬武之才，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伍奢与伍尚，他逃奔吴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伍子胥在吴都梅里（即今无锡梅村），举目无亲，衣食无着，被迫吹起斑竹箫管，在市中乞食，后得公子光的赏识，谋刺王僚，成就大业。高渐离与荆轲为友，善击筑，“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史记·刺客列传》）。后燕亡，高渐离为秦王击筑，因在筑中置铅以伺机击秦王，未果被害。游侠之人并非久居人上，即使沉沦下僚之时，胸中仍怀一股不可磨灭之气。这段奇气促其忍辱负重，完成自己重然诺的历史使命。
下面以博望侯张骞的典故轻轻地转到了游侠儿慷慨立边功的主题上来，继写其在战场上杀敌报国的“奇节”。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直至昆仑山下，“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史记·大宛列传》）。其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永不可磨灭，“博望侯”就衍化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与任侠风气相联系在一起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游侠儿亦如博望侯怀抱赴边立功之志。云气散漫风萧索，紫塞雁门草木凋，艰苦的边关生活并没有消损少年游侠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而是黄沙穿金甲，马革裹尸还，甘愿赴汤蹈火以报知己之恩遇。这样就自然引出了“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的感慨来，这既照应了开头的“遗声利”，也使全篇的中心思想得到统一。
综观全诗，首联已概括全篇之主旨，“侠”之精神在“奇”，此“奇”非他“奇”，而是奇在其轻身重义上，奇在其士为知己者死上，奇在其“遗声利”“非是为身谋”上，正与尾联相应。中篇尽叙侠客之态，承首联之“奇”而启尾联之“殉知己”“一言重”“垂一顾”“千里至”“远相求”，皆应照生情，写得气脉流转、神情摇曳，悲壮英豪之中有清新雅致之音，与虞氏的一贯风格有其相通之处。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