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卿幽默诙谐，其散曲作品善用夸张手法状物写景。这首曲子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深受《列子》影响，想象奇特，充满了奇思壮采。“胜神鳌，夯风涛”写出了大鱼的磅礴气势。作者以巨鳌比，已见鱼之巨大，而作者更云“胜神鳌，夯风涛”，以一“胜”字，夸耀鱼的力量之神，还远在神鳌之上。“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则说明这鱼不仅身形庞大，还神猛无比。作者以大鱼背负蓬莱之轻松，与神鳌“夯风涛”之沉重作比，形象地写出了大鱼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开头三句，作者空中落笔，极力夸耀大鱼之神力而不描绘它的形体具体如何，以悬人心念。第四句方绘其形体：“万里夕阳锦背高。”这鱼是如此不同寻常，万里夕阳都照不全它的脊背，更不见其首尾，则其全身之大，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作者笔墨纸夸张，实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下句更异想天开，层楼再上：“翻身犹恨东洋小。”真是奇想妙语。东洋已大不可测，偌大的东洋都嫌小，鱼身之大，几欲支撑天地了。至此，大鱼已神形具备，如何作结，颇难下笔，而作者却出人意料，以“太公怎钓”作豹尾，顿使全曲神采倍增。据说姜太公能用直钩便可把鱼钓到，连姜太公都没有能力将它钓走。在古代，神物神兽皆以神人为主，此大鱼却一反常态，其意味正在此鱼是毫无拘束，一任自由的。这无疑是“神”“大”的最高境界。
这支小令以大鱼比喻志向远大、抱负超群的人。蓬莱岛是神话中的仙境，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一句，既夸张地写出了大鱼之大，也表现出大鱼胸有治国委邦的雄才大略，同时它还具有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胸襟。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力大无穷、形大无比和无拘无束的形象，很可能是有所寄托的。它不妨可看作元初一批文人放浪形骸、恣肆任诞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折光。
在艺术手法上，此曲想象新颖奇特、笔调幽默，造语诙谐，传神之法尤为出色。即实处写形，亦化实为虚，采用超限比喻手法，说鱼胜于巨鳌，恨东洋为小，其大究竟如何，则有意模糊不述，鱼之大便没有界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欣赏中的可塑性和再造力。这是古代诗歌状情写物中颇具特色的手法。这首小令堪称优秀典范之一。
这首《岳阳楼》咏叹楚国由强变衰，讽谕楚王沉溺女色，使国势衰颓。李商隐的咏史诗，常常嵌入统治者沉溺于女色的慨叹，咏史中兼有爱情的色彩，是其咏史一大特色。
这首七绝前二句写楚国强大。楚国一度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敢于与整个中原抗衡，秦国更不在话下。楚国统一了南方，若能乘胜前进，形势将有利于楚国。当时，诸侯四邻谁也不敢指责楚国打乱了周天下的秩序。这其实是借周失权柄、诸侯坐大之事暗喻唐王朝藩镇割据不服从中央。
后二句，语气一转，以一个设问词“如何”领起，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楚王“一梦高唐雨”后，“自此无心入武关”？这“高唐雨”，自然是楚王在高唐梦见与女神交接。这件事是楚怀王还是楚襄王，历史上曾有很多争议。诗非具体的历史，不必去考证，只是泛指楚王即行了。历史学家会分析：秦楚之战，楚国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因素，故亡于秦。但是诗是靠形象来说话的，靠神韵、兴趣来表达。君王“一梦高唐雨”以后，楚国就走向颓势了，以此暗喻唐代君主沉湎声色而缺乏远图，以表达胸中的愤懑之情。这一总趋势完全正确，所以这首七绝倒是从大处着墨，抓住了历史主流的。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此诗借美人遭嫉，埋没胡沙，丑女受宠，立为后妃媸妍颠倒的现象，喻有才之士遭嫉贬斥，无能之辈反被重用。
全诗可分两段。前六句叙事，用铺垫的手法写明妃的美貌。后四句议论，指出媸妍颠倒的不合理现象，为太白自叹遭谗被斥。
诗人以极深的爱慕之情赞扬了王昭君之美丽:以人比花，花人相似；以汉地、胡地对比，则“胡中美女多羞死”，“胡中无花可方比”。“胡中美女多羞死”及“胡中无花可方比”两句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偏见，但这里为的是强调昭君之美，且诗的落脚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文：即象王昭君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本应让她去其相称的去处，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却被恶人陷害，“埋没胡沙”，像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名钟离春）那样丑陋，竟至“翻在深宫”。所以诗人又以极为愤怒之情，谴责了妍丑不分、黑白倒置那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黑白倒置、有才华的人受气，诗人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诗中所鸣的不平，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诗人个人怀抱的抒发。
当时宦官、军阀以及朋党，无不是一手遮天，认钱认势不认人，他们毫无人格，毫无人性，排斥异己，压制有才能的人。诗人李白就是被排挤、被压制的一个。诗末“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两句，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埋没的强烈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