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叙写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全诗设喻形象贴切,格调凄清忧伤。
诗文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渲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
《九叹·思古》诗文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从首句到“且倘佯而泛观”。这一层起笔描写阴森的森林和荒芜的大山,为屈原代言,抒发了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在沅湘蛮荒之地后的孤独、困苦和徘徊、失意、悲伤心情。
第二层是从“ 兴《离骚》之微文兮”到“因徙弛而长词”。这一层直写屈原悲哀、困苦的原因。这一层诗人用了很大篇幅,用历史人物来比喻、对比屈原的怀才不遇,欲忠心报国,却遭受奸邪谗言,不见信于君王,更被排挤流放,返国无望的悲惨结局。
第三层是从“叹曰:倘佯垆阪”到末句。这一层倾诉了屈原没有知音,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忧伤心情。这其实也明示和表达了屈原真正的伤心和悲哀是在于见疑与君王,不得效力国家。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一、二句写眼前的望夫石,云鬟烟鬓,语言简单明了,描写形象逼真,把云烟比作望夫石头发。“云鬟烟鬓与谁期”中的“与谁”用了反问的语气,体现出望夫石对丈夫的归来抱有深深的期待,并引起读者思考望夫石像所想的内容。
三、四句转写另外一个“望夫”的传说,引用了“二妃望舜,本意在望其生还。”的典故。通过舜帝妃子期待舜帝归还来烘托诗人所要表达出向往国家美好政治的前景。在诗人者看来,舜还是上古圣明之君的一个代表。望舜实是向往圣明之治。希望国家未来的政治路途能够光明,国家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全诗没有国家方面的描绘,却通过运用妻子期待与丈夫相聚的典故,来表达对未来国家兴盛的向往。诗中通过“还”字把“望夫石”和“二妃望舜”的典故相连,借以妻子期待丈夫归来的故事,共同表达出诗人对未来美好的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