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叙出游欢宴的诗。
诗人详略得当,取舍适宜,重点放在欢宴卜,切合题目。首联就直接点题。三、四句意境开阔,气势雄浑,写美酒沁人心脾,用“熏”点出香味醇正浓厚,弥漫不散;写松涛阵阵,用“韵野弦”,形容纯乎天籁,美妙绝伦。虽雕琢但恰到好处,而且充满浩大的气势,这正是王勃诗歌的特点。五、六句从细处落笔,描写“垂叶”、“落花”的动态之美,写得逼真细腻,情趣盎然,自有其可取之处。尾联,诗人的目光定格在云雾中的山峦上,迷蒙而又含蓄,仿佛此次欢宴并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意味深长。
诗人通过对山间兰气,林里松声,垂叶影飘,落花香度,林塘晚色,重岩夕烟等等的描绘,赞颂了圣泉的秀丽景色。全诗情调欢畅,对仗工整,用字典雅秀丽,音节婉转流畅。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野外的村庄,当春天时,最抢眼的是桃红柳绿、碧草绵绵,诗人就从桃花入手,说桃花盛开,绿草上笼罩着一片雾气,望不到边,在夕阳的余晖中,乌鸦喧闹着。桃花盛开本是一幅很鲜明的画面,显示出勃勃的春的生机,但诗加上“无主”二字,就平添了凄凉与伤惨;而春草笼烟展示的也是万物繁昌的景象,加上“茫茫”二字,隐隐在说,这里的耕地都长满了野草,一片荒凉,末缀上乌鸦这一不吉祥的鸟,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诗人匠心独运,把极热闹奋发的春天写得极不堪,不写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已经包括了进去。
三、四句承上而来。一、二句写景,通过无主的花卉及无人耕种的荒田、盘旋的乌鸦,点出了背景后的人都已被杀尽逃光了,三、四句就更深一层写,说到处都是毁坏了的矮墙围着废井,这儿原来都住有人家。这两句呼应题目“淮村兵后”,把景物从大背景中拉回,定格在“村”上,具体写时则混写一句,以住家的破败来囊括兵后一切。家成了败垣废井,屋子自然无存,人就更不用说了。
“小桃无主自开花”,桃花不识人间悲苦,花开依旧。这早春的艳阳景色,倍增兵后的凄凉。烟草茫茫,晚鸦聒噪,兵后逃亡,人烟稀少,为后面两句点题的诗蓄势。“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两句是诗的主旨。本来,这里原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可现在只留下了残垣故井,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了。这首短短的绝句,为兵后荒村,画出了最典型的图景。
井是聚居的重要标志。有井处,方有人家。干戈寥落,家园破败,最难移易的是井,最难毁损的是井,井是逝去生活的不移见证。因此,井最能触动怀旧的心理。历来诗人对故宅荒芜、沧桑变迁,多有以井为题材的描写。唐·佚名《过故宅》:“草深斜径灭,水尽曲池空。林中送明月,是处来春风。惟余一故井,尚夹两株桐。”韦应物:“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许浑:“乱藤侵废井,荒菊上丛台。”物在人非,故井,废井,最能引发往昔的思念。因为,井旁人家,饮用洗涤,须臾不能离开;井旁人家,悲欢离合,演出了多少人间故事。井,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井,如此感应人们的心灵。“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细节,戴复古找到了兵后荒村最真实的遗迹,找到了追怀往昔最有力的载体。
诗的巧思源于生活的实感。戴复古家居浙东,偏安一隅,却能把离乱景象写得如此真切。南宋文士忧国忧民,“难禁满目中原泪”,他们对沦入敌手的中原,铭记心中,正如戴复古感叹的那样:“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所以,他在《久客还乡》中写道:“生长此方真乐土,江淮百姓正流离。”正因心存沦亡后的中原,心存流离中的百姓,方能心心相印,方能写出如此真切的劫难后的荒村景象。
整首诗以景为主,寄托诗人对遭受兵乱的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对入侵敌人的仇恨。江湖诗派的作者固然多应酬之作,但当他们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同样有自己深沉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而不少诗人通过对战祸的描写,表示自己的哀悼。著名的诗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借草木花鸟以抒愤疾。又如韩偓《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写乱后的城市情况说:“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戴复古这首诗,很明显借鉴了杜、韩的写法,含蓄地表示情感,很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