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
这是一首刘基题《湘湖图》的题画诗。“君山洞庭隔江水，彭蠡无风波浪起。”诗人开头用两个比喻句，引出了湘湖上的岛屿恰如洞庭湖中的君山；湖水象鄱阳湖一样波浪起伏。以洞庭湖、鄱阳湖来形容湘湖，极言湘湖之广渺，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明窗晓晴图画开，兴入湘湖三百里。”接下来诗人点出了题图时的情景，在明亮的窗子和早晨的晴光下打开画图，诗人的兴致一下子就投入到湘湖浩瀚的烟波中。
下面四联既是对《湘湖图》的描述，也是对湘湖山水的概刮。“湘江两岸山纵横，湘湖碧绕越王城。越王城荒陵谷在，古树落日长烟平。游子天寒孤棹远，七十二溪飞雪满。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诗人的目光如一组长镜头在画面上掠过：首先映入眼敛的是湘湖四周的群山，两岸的群山纵横交错，碧绿的湖水环绕着高高的越王城山。面对週遭的山陵峡谷，诗人凭吊越王城的逝去的背影，眼前苍翠的古木和飘渺的暮雾，掩映在落日的余晖中，让人不由生发怀古的幽情。接下来诗人的笔触进一步向画面的细处落下，画图中，一叶扁舟飘向远方，诗人想象这是一位他乡游子，在寒冷的湘湖上奔波，也许此刻诗人联想到了自己，一个寒字，刻划了诗人的心境。但是面对大好的湖山，诗人没有消沉，周围群同上众多飞泻着雪一般白的溪流，吸引了诗人的目光。
“浩歌不见濯缨人，沙鹤野猿相对晚。湖东云气通蓬莱，我欲从之归去来。”接下来，诗人对静态的画面进行了拓展：画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却仿佛能听到隐居高人的画外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如此好山水真是退隐的好处所。但是画面上却看不到他的人影，只看到晚照下栖息在沙滩上鹤和山林中的猿猴。画是不会动的，但是在诗人看来，湖上的云气是涌动的，而且是可以直通蓬莱仙山的，诗人由此了生出大胆的想法，可以乘着这云气去探访仙山。
诗人在结尾时，从美好的梦幻般的意境中回到了现实。“蛟鼍塞川陆有虎，两臂无翼令心哀。”虽然仙山十分令人向往，可是水中有蛟鼍，山野有猛虎，我又没有翅膀，难以到达仙山，让我不由得心下无比哀伤。
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
这首歌咏斋居的小诗，就是写自己的隐居生活的一个片段。
一般的隐居诗，多表示淡泊的情怀及沉浸在大自然中的欢娱，苏辙因为是在官场翻过斤斗来的人，对政事产生厌恶，进而不屑于和一切人打交道，所以他的隐居诗，往往表现离群索居时的矛盾心理。这首诗写斋中一件小事，写得很简洁。前两句说自己隐居后，很久没有人来敲门，可今天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所以不禁问僮仆，什么人来敲门。后两句是僮仆的回答，乡下有人来报告，昨晚下了一场大雨，旱情解除，丰收在望了。诗依事件发生的顺序展开。“久无叩门声”，是诗人自述隐居的寂静。没人敲门，是诗人所希望的，也是他自己促成的。他的隐居，与陶渊明与朋友、农民相往还，乐于躬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不同，因此这次他对人敲门感到突然，“问何故”三字，甚至有责备的意思：明知我不愿与任何人往来，为什么还要来敲门？这就引出了三、四句，直述敲门的目的，诗便告终，没有说自己听了这消息的反映，直捷中显得含蓄深长。
乡下来人敲门这件小事，作者特地形诸笔墨，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乡下人未必知道诗人谢客，即使知道，也未必放在心上，碰到下了大雨这样的高兴事，他便敲门告诉别人，让人分享喜悦，这就突出了乡村农民的淳朴，与诗人在官场见到的尔虞我诈是鲜明的对照。其二，诗人对乡下人敲门没有指责，也不嫌其唐突，从他作了这首诗来看，他对乡下人来报告的消息还是很高兴的，他毕竟还没有对世事完全摒弃麻木，所以整首诗富有新鲜感，富有生气。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