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全词的第一个层次，写少女的忧愁的情态，一片愁云，笼罩全词。“记年时”以至上片结句，是全词的第二个层次，以回忆的笔调，从刻画形象、剪裁画面入手，写这位由初恋至热恋的全过程。

　　插入叙事。“记年时”的“记”，是个“领字”，领起下文五句，在语法结构上，这五句都是“记”的宾语，是少女所“记”的内容。这五句，层次分明，连珠而下，气脉一贯，从中似乎可以觉察到这位少女在恋爱过程中紧张而愉快的心情。这五句所叙述的内容层次是：先写初恋的时间：“年时”，即那年。“偷掷”两句，则是写与恋人初次相见时的情态。作者在“相见”前连用“花间”、“隔雾”、“遥”三个修饰语，把这次相见写得温馨浪漫、极富情致。且写出见面时相距较远，而且在花丛中由花枝掩面。尤其是还隔着那轻纱般的雾。这就活画出这位少女在恋情（“春心”）萌动、勇跃欲试时的羞涩与紧张，与“偷掷”的“偷”字配的搭极当。自然，作者把这次相见置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不无象征爱情美好。然后写恋情的发展：“角枕题诗——宝钗贳酒——共醉青苔深院”。这里的“便”，也是“领字”，有“于是，就……”的意思。在“记”字领辖范围中，再用一领字，意在加强下三句的句间联系，层层递进，不容稍懈，表现了双方恋情的迅速发展。同时，用“便”字把“记”字所领起的五句，在节奏上分开，使下三句成为上二句的自然发展，上二下三之间，“便”字成了联系的纽带。领字之中有领字，使结构疏密有致，节奏鲜明，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功力。

　　下片换头处以“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紧接上片，并为上片的美好的回忆作总结。紧接着，用“如今但……”作有力地转折，开拓这首词的第三个层次，展现出凄凉的画面。这一层，与上片所写对爱情的美好回忆，正好互为反衬，从而表现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凄凉，同时也揭示了这位少女“愁”的根源所在。这正是作者的曲折用笔，巧妙安排。“但”是个“领字”，领起“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三句。这三句，一句一个画面，景中寓情。

　　“暮雨”纷纷萧萧，如丝如麻，景象暗淡凄清而纷乱，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少女心情的纷烦与凄苦：“蜂愁蝶恨”一景，承“暮雨”而来，明写蜂蝶，暗写少女，“小窗”云云，则是明写少女了。三句内容的排列，由物而入，由晦而显，然后再以“却谁拘管”直抒幽怨，同时也暗示出她那美好的爱恋，已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为最后一层意思预作安排。最后一个层次，是词的歇拍：“尽无言、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这是全词抒情达意的脉穴，写尽少女愁极而悲、悲极转忧恨的复杂情态。筝，《隋书·乐志》说始于秦，故称秦筝；筝声哀，故称哀筝。

　　李峤咏筝诗有“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岑参《秦筝歌》有“汝不闻秦筝声最苦”、“闻之酒醒泪如雨”等句。筝十三弦，承弦的柱参差列阵如雁行，故刘禹锡称其“玫瑰宝柱秋雁行”（《伤秦姝行》）。这位少女“闲品秦筝”以写其哀，声情相应，不禁悲从中出，以致“泪满参差雁”。意深而语新，一句写尽少女相思之苦。“腰支渐小”，说人消瘦，是长期愁苦悲痛的明证。“心与杨花共远”，借杨花飘逝以写少女愁绪的悠远、渺茫，心犹杨花，杨花似心，寸心千里，情深而句秀，有“有馀不尽之意”（张炎《词源》），深得词家结句之法。且杨花变晚春之物，用以结句，遂使全词首尾照应，回环往复，浑然一体，亦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叙事抒情，层次分明，从刻画形象入手，由画面组织成文，构思巧妙，情致婉转。前人称吕渭老的词婉媚深窈，与美成、耆卿相伯仲。从这首《薄幸》词看来，并非过誉。

　　这是一首寻春的小词。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寻春感受，而是在小词的开端，娓娓如话家常，将读者逐渐引入胜境：“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抱定了寻春的目的四处寻找，不如喝上几杯酒，在家门附近和春光不期而遇。其实，辛稼轩自己就是那种“着意寻春”的人。为了寻春，他风雨无阻，阴晴不避：“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鹧鸪天》）作者“柳外寻春，花边得句”（《满庭芳》）。他寻求、欣赏春天的妙趣，真可以说达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程度。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此《鹧鸪天》小词中，他不但一开端就否定了“着意寻春”的佳处，而且还进一步辩解道：“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作者又说：刻意游春之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见到“山才好处”，人却已经疲惫不堪了，哪里还有十足的精神去赏春呢？有的时候，人的诗思还未成熟，而一场急雨却过早地来催他做诗，那诗就不可能做得好。

　　词题为“鹅湖归病起作”，说明作者前不久游览了名胜鹅湖山（今江西铅山县东）。从鹅湖归来后，他生了病。这一次他病得大概还不轻，性情倔强的词人不得不卧床休养了。一贯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辛稼轩自被朝廷罢黜后，常常借游山水来消除心中愤懑。现在他大病初愈，暂且无力出游，只好大唱“着意寻春”大可不必的高调了。辛稼轩虽然不能远游寻春，却在病愈初时徘徊于家门附近之际，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蓬勃春意，使他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作者在词之上阕并未明言他寻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春意，而是有所保留，正见出此春意的宝贵。这也正是稼轩词艺术表达的曲折含蓄处。若问辛稼轩如今在村头到底有何得，可先看他南渡这多年后每年寻春都寻到了什么。翻检稼轩长短句，会发现到处是这类词句：“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满江红·暮春》）“可惜春残风雨又”（《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闻道春归去，更无人管飘红雨”（《惜分飞·春思》）。在作者的春词中，春天总是那么满纸满行的娇软脆弱！年年盼春、游春的辛稼轩，虽然饱览着春的千姿百态，但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娇春却给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下阕写词人移动着刚刚病愈的身体，手拄竹杖，穿上草鞋，向家门附近的田野漫步走去。“携竹杖，更芒鞋”，创造出轻松而随便的氛围，为下面与乡村春色猝然相遇时的喜悦心情做了不露痕迹的铺垫。

　　走着，走着，蓦地，若干亮色映入了作者的眼睛。词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些在野草中间开放的野蒿花。这些不入品流、无人护理的花儿，这儿几朵，那儿一片，沐浴着春风，颜色鲜亮，别有一番健康秀美的魅力。“朱朱粉粉”，用语特妙。它把花儿鲜明的颜色和生气蓬勃、随处自由开放的特点简洁地描绘出来，也把词人与野花不期而遇时的喜悦心情含蓄地透露出来，大有“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味道。作者在欣赏乡村花朵那无拘无束之形式美的背后，还有对它们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此次鹅湖归来，他已从乡村景物中获得了深沉的启示：“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城中娇嫩的桃李之花是经不起风雨的，只有在乡野溪头久沐风雨、倔强生长的荠菜花一类的花朵，生命力才更为长久，才真正启示着春天的奥秘。明晓了稼轩对人生的这种思考，我们就会接触到他目睹野蒿花时心灵中更深一层的东西。

　　当词人正为野蒿花所吸引的时候，另一番景象又把他的视线吸引了去：“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一些有说有笑的归宁女子，正沿着长满桑树的田间小路走过来了。这两句写得很美，“柔”字尤为巧妙传神。它不但状出桑叶之嫩，春光之新，而且衬托出村女那柔美的容貌、步态和笑声。这些村女快要回到娘家看到亲人了，所以心情是甜甜的，笑声是美美的。她们的笑声，感染着词人。这是农村淳朴自然、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好场景。他不禁驻足倾听，若有所思。这就是辛稼轩寻找到的春天。春天在乡野之花中，在村女的步履中，笑声里。

　　这村女便是春天的化身。如果把这“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和作者同期所作另一首《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中的“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相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和后者在时间（寒食节）、景物（桑蚕）、人物（女）、语气（谁家）诸方面，都有着和谐的一致。所不同之处，是前者侧重于其音容的纯真无邪（笑语柔桑），后者则突出着其穿着的素朴无华（青裙缟袂）。然而这纯真无邪的“笑语”与素朴无华的“青裙缟袂”，本是统一于村女之纯朴的特质之中，原不可分割的。明乎此，便可断知，彼天真无邪的“笑语柔桑”之女，原也是衣着朴素的“青裙缟袂”之女。这两首《鹧鸪天》中的村女形象正可参照合读。“青裙缟袂”化用苏轼诗《于潜女》：“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杼，蓬沓障前走风雨。……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诗中的于潜（旧县名，在杭州西）女，足不穿鞋，在风雨中穿行，体魄强健，风貌古朴，爱情真挚，其气质，足使齐鲁之贵族妇女相形见绌；其“青裙缟袂”，也成为了善于抗击风雨、具有春天般活力的一类人物精神的象征。而当辛稼轩将苏诗“青裙缟袂”之意象引入其词章中时，他便赋予了村女一种和苏诗中于潜女同样的品格，和他称颂的荠菜花、野蒿花同样的品格——在风雨中顽强生存、获取着持久的生命力的品格。作者被村女那普通而又不平凡的装束和充满生气的笑语所触动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这种景致出现在稼轩词中是有很深刻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作者南渡以来每年都在寻春，他在大量的寻春词章中寄寓着他的炽热的报国理想。他曾不遗余力地写奏折，提出抗金种种策略。然而，事实却告诉他，南宋的偏安小朝廷，很像是城中娇弱的桃李之花，经不住风雨的考验，这使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如今在罢黜闲居之时，他目接着乡野之花与青裙缟袂之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又一次被点燃。春，存在于神州广大的乡野之中。这是辛稼轩此次寻春之最深刻的感受。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野心家代不乏人。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君的楚庄王，经过长期的争斗，凭借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自以为羽翼已丰，耀武扬威地陈兵于周天子的境内，询问九鼎大小轻重，试图取而代之。周大夫王孙满由楚庄王问鼎敏感地意识到他吞并天下的野心，就以享有天下“在德不在鼎”的妙论，摧挫打击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后世以“问鼎”比喻篡逆野心。

　　历史发展到鲁宣公的时候，周王的权杖早已失去昔日的威严，地处荒蛮的南楚日渐强大。于是，楚庄王出兵北伐伊川境内的陆浑之戎，顺势移兵洛邑，居然在周王室境内进行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周定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还不得不派自己的大夫王孙满去慰劳。见面后，楚庄王竟然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个楚庄王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飞扬跋扈，气势汹汹，蛮横无礼，蔑视周定王，对其欲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毫不掩饰。王孙满忠诚而睿智。他的回答从容不迫而隐含凌厉。全篇故事便在“霸”与“德”的矛盾中展开。两个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孙满的回答，从“德”、“天”二字入手。先从“德”字出发，以“德”抗“霸”，一语击破楚庄王的问鼎野心：“在德不在鼎。”立论如金石，坚不可摧。接下来，以夏、商、周的历史变迁为鉴，有根有据地讲述了鼎的来历和几易其主的过程，用以说明有德的君主才配有九鼎，才会拥有天下。由鼎的轻重引申到德的轻重，摧挫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霸”而无“德”，你还不配问鼎。鼎随德迁，那么如今周德如何?还没等愚昧的楚庄王醒过神来，王孙满妙转机杼，又搬出个“天”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周王朝的命数是天定的，天命难违，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王孙满的答话，无一句直接指说楚庄王，却无一语不在谴责他，既狠击其心，又死封其口。条理严密，涵蓄有力，与楚庄王的凶蛮直率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