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牡丹,天香国色,堪称“国花”。特别在唐代,牡丹,也是咏花诗的“热点”。但稍加留意,诗人们赏牡丹、赞牡丹,多尽往富丽说,极从欢情言,往往把牡丹作为荣华显贵的象征。然而,韩琮著的这首《牡丹》,吟咏后却有另一番感慨。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成阴始放红。”在首联里先赞扬牡丹的品格:一是不出风头,在桃杏开花的早春时候,不与百花争艳;二是谨慎务实,不在自己条件成熟(“叶帐成阴”)时不崭露才华(红)。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接着在颔联里继续赞美牡丹的高雅和奉献。“晓艳远分金掌露”,说的是牡丹在早晨用它鲜艳如“金掌露”般的花苞在高处凝聚,承接那降落洁净清凉的露水。传说汉武帝求长生不老,以青铜铸造铜人,高擎铜盘,承接甘露称“金掌露”,以供服用。牡丹由于滋润着天赐的甘露,色更艳,香益浓,所以能“暮香深惹玉堂风”——在晚上它把幽香飘溢,与“玉堂(豪华富丽的住宅)”的香风争“惹”呢!这里,一“晓”一“暮”,概括总体,互为因果;“远分”“深惹”、上纵下横,动漪静美,尽情地把牡丹赞颂。看来诗中的牡丹,并非富贵荣禄之辈,而是赏雅惹俗的高士!
“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醉中。”在群芳中,牡丹却遭到嫉妒,可是嫉妒者仍然是徒劳一场。颈联中诗人先讥讽道:“名移兰杜千年后”。这里的“移”字作“改变”讲。意思是说:即使像兰草、杜若一类的名花要想改变得像牡丹那样,至少得一千年以后呢!接着才充满自信地赞道:还是你啊,牡丹!“贵擅笙歌百醉中”——你是花中之王,独占尊位,比动听的笙歌还醉人哩!
“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牡丹的命运毕竟是不幸的:“如梦如仙忽飘零”,一个“忽”字,道出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暮霞何处绿屏空”承上句“忽零落”而结。“暮霞”喻牡丹花;“绿屏”喻牡丹叶,喻比十分形象。这里诗人无限惆怅、无限深沉地感叹道:牡丹花啊,为什么像梦中的仙人一样飘走了,只空留下绿色似屏的叶子呢?此句颇有后人李清照“绿肥红瘦”的韵味。
首联写牡丹的品格,颔联写牡丹的贡献,颈联转诉牡丹对嫉妒者的蔑视,尾联以落花飘零告终。全诗字字写花,处处喻人,紧密结合自己的心事,正似诗人在大中十二年(858)被都将石载顺等驱逐以后失官时心情的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