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交代沙湖的地点及认识庞安常的机缘。因曰田到沙湖而得疾。于是至麻桥请庞安常治疗,这就得以认识了庞安常,引出了下层的记人。
第二层记人与写景。作者这里写与庞安常交谈很有情趣。在记庞安常时,作者能抓住人物主要特征:“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三句是具体说明安常颖悟过人的地方。由于耳聋了,听不到别人的话,但能从观察说话人的神情中了解对方话语的意思,然后用纸写出几个字来表示他听懂的内容,以求验证。这就照应了第一层的。“善医而聋”“遂往求疗”“余戏之” 的三句话,很风趣,说明作者与庞安常的亲密关系。“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承上启下,转入记游。这层景语不多,但一路有佳景: “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作者在众多景物中突出兰溪,在兰溪中又捕捉了溪水西流的特征,这是作者发抒情感的契机。
第三层引歌抒情。这首词调名是《浣溪沙》。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以写实之笔描绘了一场春雨后的景象。素以溪边多兰著称的兰溪,兰草已经长出短短的嫩芽,浸染誊溪水两岸。暮雨中杜鹃哀啼。这里作者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故景中寓情, 烘托了妻凉悲戚心境。词的下片,就流水西流来证明事物终归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可能,它再现了作者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不自悲、不气馁、不自暴自弃的进取精神。同时, 也是劝勉人们不要一味地在那里感叹“黄鸡催晓”,而要奋发有为。这就显示了他那“奋厉有当世志”的品格气质。
末句“剧饮而归”,以欢快作结。全文情、理、文兼胜,曰得益彰,随物赋形,无不如意。
前者以文叙事,说得简洁、生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颖悟绝人”的“异人”形象。后者以词说理,前片写景,画出暮春村野景象;后片纯作议论,且一反前人旧说,耐人寻味,而用语形象,能引人思。
清泉寺还与一位才异之人曰关,就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惟此三人(王、庞、苏)都是异常之人。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借“黄鸡催晓”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苏轼却反其意而用之唱《浣溪沙》词,这是一种从容自信、旷达乐观的人生豪情,最后一起畅饮而后归。这种人生情怀也使本文具有了一种超然洒脱的韵致。
这首诗开篇以鸟自喻,鸾鸟在乌云滚滚、凶隼横行的天空中欲飞不能,徘徊不前;飞翔时遭到弓箭的射击,栖地则常被罗网束缚。这“冤颈折翼”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恐惧时刻遭害的身世象征。同时,鸾鸟所处的险恶环境,也暗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群的凶险。接下由鸟而人,见物伤怀,抒写心中的忧思。作者在“心结伤肝”的言情之后,通过想像构境再现出自己的困境,最后表达了逃离社会、远游避祸的人生诀择。这首诗善于借物构景以显情,形象而委婉,言少而意深。
此诗主要采用比体抒情写志,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显示出作品的特色。开头四句先写自己的恶劣处境,诗人自比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一开始即写出天空布满乌云,鹞鹰正无所顾忌地在空中疾飞,鸾鸟则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徘徊,无处可去。诗人以鹰隼与鸾不同处境的对比,暗示凶残小人的得势与自己受到的倾压排挤。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敌随时都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快如疾风的箭已安好在弩机上,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扳动机关。进既不能,又无法后退:到处长满荆棘,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在写足环境之后,接着的四句转写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悲痛心情。从“发忠忘身”到“自绕罔”是一个过程,二者之间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冤颈折翼庸得往”,具体写出“绕罔”的惨状,扭歪了脖子,折断了翅膀,再也不能自由地飞翔。“涕泣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是自诉悲痛之辞,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心灵震颤。诗人忠而得谤,故泪水滂沱,内心烦乱。在以上四句中,“自绕罔”的“自”字,看似对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委婉自责,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对“发忠忘身”、独力奋斗的自信与自豪。“发忠忘身”四字,尤其是一个“忠”字,是这几句的重点,也是一篇《绝命辞》的主旨所在。诗人写作《绝命辞》的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表明心迹,即使冤死,也希望求得当世与后代人的理解。
诗人虽忠而见诬,但并不就此罢休。以下“虹蜺”等四句,从环境与自身二者的结合上写出自己的抗争与进一步的失望。“虹蜺”,指空中水气受阳光照射出现的彩晕,传统上认为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暗淡的为雌,称蜺。写环境的前两句说,天空虹彩夺目,太阳的光辉反而晦暗不明;邪气(孽)弥漫,天色幽暗,看不到远方。这两句赋中有比,写景之中兼有象征:“虹蜺”与“孳”象征得势的邪佞小人,“日微”与“(天色)未开”,象征君王受到小人的蒙蔽。接着的“痛入天”二句说自身。从“呜謼”二字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是以鸾鸟自比。鸾鸟在“寃颈折翼”之后,忍痛冲出罗网,直入高空呼叫,但他天大的冤屈无处诉说。诗人以“冤际绝”说自己的冤屈,可见他蒙冤忍辱的深重。在封建社会中,昏君重用小人,常被委婉地说成小人蒙蔽昏君。诗人求告无门,说明汉哀帝早已与群小沆瀣一气。后来李白在诗中说“为有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正与此相近。
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既得不到理解,便转而求助于自然界冥冥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仰天光兮自列”,“列”是说“陈列其心”(《汉书》颜师古注),也就是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招上帝兮我察”,光是“自列”还不够,又请天帝来察看。这两句,相当于常说的“昭昭此心,天日可表”的意思。以下两句写天帝的反应:“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风”、“云”似都受到诗人的忠诚与不幸的感染,发出了吟叹之声,天色变得阴暗起来。诗人这样写,一方面在于表明自己的至诚足以感天动地,同时也从对面映衬出自己在人间不被人理解的寂寞以及忠贞反遭不幸的悲愤。正是顺着这一感情的脉络,篇末的四句表明了自己对恶浊世道的决绝的态度。
末四句以“嗟”字领起,长声唱叹,感慨不尽。“嗟若是兮欲何留”,以“若是”总括上述的种种情况,包括环境的险恶,小人的迫害,帝王的昏瞆,等等;以“欲何留”表明自己已无意于久留于人世。“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形象地写出将离人世而去的情状。龙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神物,诗人想抓住神龙的胡须直上九霄,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永远不再返回。政治黑暗,处境危殆,前途无望,使诗人对人世毫无眷恋之意,故他将死写得十分超脱,这就愈见其内心的凄苦了。“世我思”是说:日后在天下大乱之时,世人痛定思痛,才会重新想起有过“发忠忘身”但在当时受到误解的“我”这个人。从末句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时局的严重忧虑,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切中时弊的“危言高论”的正确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诗在形式上采用句中夹入“兮”字的楚辞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此诗对楚辞的继承,则不局限于个别用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打通天上人间的丰富想象,广为采用的比喻、象征、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大义凛然与孤高自伤,都使此诗十分贴近屈原的作品。具体说来,与屈原《九章》中的《惜诵》尤为接近。整篇《绝命辞》所要表达的,即是《惜诵》开头四句所陈述的精神:“惜诵(痛惜陈述)以致愍(表达忧痛)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证)。”《绝命辞》与《惜诵》相关的字句更多,如“矰若浮猋动则机兮”与“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发忠忘身自绕罔兮”与“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与“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令五帝公平判断,请六神检验是否有罪)”,等等,都可以清楚看出《惜诵》的影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绝命辞》自身的价值。诗人对《惜诵》的学习,是建基于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之上的“凭情以会通”(《文心雕龙·通变》),是在自己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化入,而非生搬硬套的阿拙劣仿效。《绝命辞》基本上通篇以鸟自喻的写法,也是明显有别于《惜诵》的。这一写法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穷鸟赋》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绝命辞》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这首诗第一句是叙述蜀国降宋的事实,第二句使诗意更为深入,同时也展示出了这位宫妃的内心活动和对蜀国灭亡的看法。第三句具体讲述蜀国投降的惨状,第四句用了反问句式并运用反语斥责了蜀主的无能,又嘲笑了文武群臣甘当俘虏的丑态,从而表明了这位宫妃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此诗破题就直述国亡之事:“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诗句只说“竖降旗”,遣词含蓄。下语只三分而命意十分,耐人玩味。
“妾在深宫那得知”纯用口语,而意蕴微妙。大致有两重含义:首先,历代追咎国亡的诗文多持“女祸亡国”论,如把商亡归咎于妲己,把吴亡归咎于西施等等。而这句诗则象是针对“女祸亡国”而作的自我申辩。语似轻声叹息,然措词微婉,而大有深意。其次,即使退一步说,“妾”及时得知投降的事也照样于事无补,一个弱女子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不过,“那得知”云云毕竟还表示了一种廉耻之心,比起甘心作阶下囚的“男儿”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下面的怒斥预留了地步。
第三句照应首句“竖降旗”,描绘出蜀军“十四万人齐解甲”的投降场面。史载当时破蜀宋军仅数万人,而后蜀则有“十四万人”之众。以数倍于敌的兵力,背城借一,即使面临强敌,当无亡国之理。可是一向耽于享乐的孟蜀君臣毫无斗志,闻风丧胆,终于演出众降于寡的丑剧。“十四万人”没有一个死国的志士,没有一星半点丈夫气概,当然是语带夸张,却有力写出了一个女子的羞愤:可耻在于不战而亡。
至此,作者的羞愤痛切之情已酝酿充分,于是爆发出一句热骂:“更无一个是男儿!”“更无一个”与“十四万人”对比,“男儿”与前面“妾”对照,可谓痛快淋漓。“诗可以怨”,其实岂但可怨而已,这里已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了。
此诗写得很有激情,表现出亡国的沉痛和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情;更写得有个性,活现出一个活泼泼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诗人以女子身份骂人枉为男儿,就比一般有力,个性色彩鲜明。就全诗看,有前三句委婉含蓄作铺垫,虽泼辣而不失委婉,非一味发露、缺乏情韵之作可比。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花蕊夫人作此诗则有所本。“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对照二诗,徐氏对王诗几处改动都很好。原诗前二句太刻意吃力,不如改作之含蓄有味,特别是改用第一人称“妾”的口气来写,比原作多一重意味,顿添神采。这样的改作实有再造之功。就诗人陈诗一事而论,不但表现了廉耻之心,而且有几分胆气。这行为本身就足为孟蜀“男儿”羞。所以,此诗得到一代雄主赵匡胤的赏识,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