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
这是一首专叙宾主淳朴真挚之情的宴饮诗。诗意与《小雅·鱼丽》略同，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彼（指《小雅·鱼丽》）专言肴酒之美，此（指《小雅·南有嘉鱼》）兼叙绸缪之意。”
全诗四章，章四句。前两章均以游鱼起兴，用鱼、水象征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宛转地表达出主人的深情厚意，使全诗处于和睦、欢愉的气氛中。两章的开首两句用重章叠唱反覆咏叹，加强这一氛围的形成。“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嘉鱼，烝然嘉嘉”，鱼儿轻轻摆动鳍尾，往来翕忽，怡然自得。读者仿佛看见四面八方的宾客们聚集在厅堂，大排筵宴，席间觥筹交错，笑语盈盈。鱼乐，人亦乐，二者交相感应，一虚一实，宴饮时的欢乐场面与主宾绸缪之情顿现。短短数句，婉曲含蓄，意在言外，回味无穷。
若仅用一种事物来形容宾主无间的感情，读起来不免单调，也不厚重。故诗人在浓浓的酒香中，笔锋一扬，将读者的视线从水中引向陆地，为读者描绘了另一场景：枝叶扶疏的树木上缠绕着青青的葫芦藤，藤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风过处，宛如无数只铃铎在颤动。这里的树木象征着主人高贵的地位，端庄的气度；藤蔓紧紧缠绕着高大的树木，颇似亲朋挚友久别重逢后亲密无间、难舍难分的情态。对此良辰美景，又有琼浆佳肴，不能不使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第四章作者用了“推镜头”的手法，缓缓地将一群翩飞的鹁鸠送入读者的眼帘，也把读者从神游的境界拉回酒席。嘉宾在祥和欢乐的气氛中酒兴愈浓，情致愈高，你斟我饮言笑晏晏。望着那群鹁鸠，听着咕咕的鸣叫声，也许有的客人已开始商量打猎的事情了。这就隐含着宴饮后的射礼。用笔曲折，别具匠心，情寓景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宾主之间和乐美好的感情。
全诗是从水、陆、空三个角度来描绘宾客们初饮、宴中、酣饮时的形态。起初是营造气氛，随着酒筵的渐进，酒兴渐浓，宾客也渐趋热情奔放，人们的视线也随之渐高。在写作手法上，诗人运用了兴中有比，赋比结合的手法。在章法、句式上，不仅采用重章叠唱的手法，而且在每章诗最末一句添了两个虚词，延长了诗句，便于歌者深情缓唱、抒发感情，同时也使诗看起来不呆板，显得余味不绝。
“高城鼓动”，说的是凌晨时分。凌晨击鼓是唐代京城的作息制度。后代写旧体诗词都喜欢以古说今，王国维当然也不能免俗。“兰釭灺”是说油灯已经点干了而自动熄灭。耳中听到城中的晨鼓，睁眼看到油灯熄灭，这代表了夜已结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睡也还醒，醉也还醒”这两句的口吻中，有一种不甘心和不情愿的情绪在。是睡还是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逃避，不敢面对现实。“忽听孤鸿三两声”这句是对前面的一种含蓄的回答。“孤鸿”就是“孤雁”，而且“孤鸿”意味着在奋斗的道路上没有伴侣和得不到理解。
“风前絮”，是说柳絮。暮春时节柳絮飞时纷纷扬扬，把天地搅得一乍朦胧。接着“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是说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像风关的柳絮一样，最后结局也化作满江浮萍流水而去柳絮在诗词中常代表着一种缠绵、迷惘的情意，落入水中化为浮萍是这美好情意的一种令人感伤的结束。“人生也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这几句，似乎已经把人生看透了。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