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人先自叙高贵的身世,表示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的“内美”。再叙自己的道德和才干,具有先天禀赋,又有后天修养,早就该立志献身干一番大事业。接着叙述对楚怀王的期望,期望他修明法度,驾上骏马奔驰向前,诗人愿为楚国的变法图新作一个开路的先驱者。可是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存在着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
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四方之僧为招提僧,四方之僧的住处为招提房。诗人在僧人的陪伴下游赏,晚上就在寺中借宿。诗的题目虽说是游寺,实际上把游赏的过程一笔带过,重点描写夜宿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接下来六句都承接一个“宿”字写景抒怀。
“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这四句写夜宿的景色。幽暗的山谷中生出阵阵冷风,月光下的林木被风吹得疏影摇动。诗人用一个“散”字描绘林木的动态,可以说是穷形尽相,妙不可言。诗人抬头看,数量繁多的星辰高挂在晴朗明澈的夜空中,仿佛迎面而来。一个“逼”字,也是极富表现力的字眼,生动地展现了星辰直欲向人逼近的那种压迫感。诗人夜卧,身上衣服单薄,蚀骨侵肌的清冷,令人不胜其寒,由此塑造了一个虚白高寒的环境。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尘俗之念必然为之一洗,悉数忘却世间的纷扰与喧嚣,心灵从而得到净化。
“欲觉闻虚钟,令人发深省”两句,含蓄而富有深意。诗人在快要睡醒时突然听到清虚的钟声,内心为之一惊,产生深刻的警悟,意有所得,直如禅家顿悟。
这首诗是杜甫的早期作品,描绘了夜宿奉先寺的所见所闻,表现了诗人青年时期的敏锐感受能力和对佛教的初步认识。
头陀师,为去贪爱而修苦行者。头陀十二苦行中,第七为阿兰若处,意为远离处,要求住于远离人家之处,第八为冢间坐,也即要住于坟墓之处。由于戒行的规定,加上自身的克制,头陀师总是给人远离人群、清心寡欲、清静孤寂的形象。这一位头陀却有另一种风姿:少壮从戎,军中飞马,射虎而归,足显雄姿英发;老年出家,深居秋山,却风姿不减,豪气不褪,遇有来者,便向人谈起他当年之雄豪。他的精神不仅不与头陀相悖,而是更显示了禅的精髓。佛教以为,要达到涅榘的境界,真正地得到解脱,必须有六种行法,其中之一便是精进。禅门叫勇猛精进,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具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勇气,释迦牟尼的雪山苦行,舍身饲虎,都是这种勇气的表现。只有具有这种精进的勇气,才能破除贪爱、排脱烦恼、悟得佛性。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