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古人好春怨秋愁，这是典型的宫怨（闺怨）诗。一般的宫怨（闺怨）诗多以凄清秋景作背景，借以烘托失宠宫嫔之寂寞凄凉心境。此首却以春晓鲜妍明丽的景物作背景，借以反衬宫嫔失宠的命运与惋惜红颜易老的心理，别具匠心。

　　开头两句写春景。“家临长信”“乳燕双双”有所暗示。汉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汉成帝刘骜微服巡行，经过阳阿公主家，见歌女赵飞燕艳丽非常，便召她入宫，极为宠幸。不久，成帝又将其妹赵合德召入宫中，封赵氏姊妹为婕妤，从此赵氏姐妹贵倾后宫。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赵飞燕又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有邪媒之道。许皇后被赵氏姐妹诬陷后，班婕妤见情势危急，便请求去长信宫侍奉皇太后。这里借用“长信宫”来暗喻班婕妤失宠后自避长信宫的典故，使诗歌表达闺怨之旨突显出来，内中隐含着失意的忧伤。接着两句写用品、陈设的富贵华美，隐隐透漏出一种慵懒无奈之感。家宅临近皇居，出入乘油壁香车，金犊牵挽，室内陈流苏宝帐，有春鸡报晓。不言富贵，而诗中人之豪奢自现。

　　后面四句写暮春景色，“暖犹睡”“闲不扫”表现出来的是春困的慵懒，“衰桃一树”“红颜镜中老”表现出来的是容颜憔悴，青春逝去的哀怨。结尾暗以衰桃临池比喻美人临镜，叹息红颜易衰，表现出一种无限悲凉之感。

　　此诗以春鸡、乳燕、落花、衰桃、娇鸟等意象渲染出了一片暮春景色。全篇几乎没有动作，也没有出现人物，纯为一个静谧柔媚的画面描绘。作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不作过多的主观抒情，就像是一幅图画，是一种静的客观的美。全诗语言华丽，意象密集，风格秾丽绮艳。其声调的确有接近词体之处，因此有些版本就当作词处理，调名为木兰花（或玉楼春）。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