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