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意比佳人，争奈非朱粉。惟有许飞琼，风味依稀近。
此意比佳人，争奈非朱粉。惟有许飞琼，风味依稀近。
这首词是题《春江钓叟图》画之词。据《南唐书·后主纪》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后主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后主为情势所迫，沈潜避祸，隐遁世尘并写词表露自己的遁世之心，以释文献太子的疑嫉”（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辑注），也有道理。词史上最早写《渔父》词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李煜这首词，继承的就是张志和的“渔父家风”，写渔父的快乐逍遥。从词意上看，此词耽于隐逸、格调不高，当是李煜前期意念消沉的作品。
此词开篇入画，将画中意境以言辞写出，以画境言心境。“浪花”成“千里雪”，“桃花”作“一队春”，写春江浪涌，春光明媚。一队”后着一“春”字，不仅显示出桃李的生机，而且又透出别样的俏皮，绘出明畅绚丽的意境。这两句寥寥数字便将画中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的主人公渔父，趁着春江水涨，驾一叶小舟，随水顺风而下；好风推舟行进，轻舟分浪飞驶，浪花迎面而来，如溅起千里雪；渔父心中开怀，而浪花也似有意；船行浪中，两岸桃红李白，列队相随，花树多情，渔父恬畅。
余下三句描写了渔父的装束，是点睛之笔，写出了渔父淡泊潇洒的人生境界。两个三字句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也是锤炼的结果：“一壶酒”写出渔父的精神状态；“一竿纶”点明渔父的职业和身份。单说“一壶酒”，也许还可以联想到别的人；但紧跟着说“一竿纶”，则肯定是渔父无疑了。末句突现高峰——“世上如侬有几人”，这句话是渔父的自述：在尘世上，像我这样自在快活的人，恐怕不多。这位钓叟，无风波之险，而有自然之乐，在自己的糊口生涯中找到乐趣。他摆脱世俗的羁绊，避开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
这首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
此诗一开头没有从热烈而欢乐的宴会场面人手，而是直接切入有功诸侯接受赏赐的隆重仪式，将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在诗人所要突出描写的环节上。“彤弓弨兮，受言藏之。”短短两句既写出所赐彤弓的形状和受赏者对弓矢的珍惜，又间接表达了受赏者的无限感激之情。这样开头看起来有些突兀，然而正显示了诗人突出重点的匠心。“我有嘉宾，中心贶之”的“我”代指周天子。按照叙述逻辑，这两句本应居于开头两句之前，诗人安排在开头两句之后，补充说明事情的原委，不仅没有产生句子错位的混乱感觉，而且使全诗显得曲折有致。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称为“嘉宾”，对有功诸侯的宠爱之情溢于言表。“中心”二字含有真心诚意的意思，赏赐诸侯出于真心，可见天子的情真意切。“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从字面就可以看出宴会场面充满了热烈欢乐的气氛，表面看是周天子为有功诸侯庆功，实际上是歌颂周天子的文治武功。
第二、三章与第一章意思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词上作了一下调整，反复吟唱，个别字句的调整一方面避免了简单的重复，给读者造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不断加强对读者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细节的变化。如周天子对有功诸侯开始是“中心贶之”，继而“中心喜之”，最后发展到“中心好之”，主人的心理变化仅仅用个别不同的字的调整就衬托了出来。再如宴会场面从“一朝飨之”到“一朝右之”再到“一朝酬之”，个别字词的变化既说明了文武百官循守礼法的秩序，又可以看出热烈的气氛不断升级。全诗三章不涉比兴，纯用赋法，语言简练而准确。虽是歌功颂德，却不显得呆板，叙述跌宕起伏，使全诗透露了一丝灵气。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这首诗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