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是北宋前期词人杜安世的作品，词风与柳永相近，长铺叙，少粉饰，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

　　上片重点铺叙居住的环境和时序景致，也写出了环境中的人物。“清明天气，永日愁如醉”，点出人物清明天气中的感受。清明是春分之后的一个节令，此时已入暮春，梅、杏、桃等花相继调谢，最容易引起思妇离人的愁怀。“愁如醉”，兼状愁人的内心感受和外表现。愁绪袭来，内心模模糊糊，外表则显现为表情呆滞。愁人是容易感到日长的，何况清明之后，白昼又确实是逐渐地长了起来，故曰“永日愁如醉”。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描写闺人所居住的环境。“台榭绿阴浓”至“新荷蔽”数句，活画出一幅春末夏初的园林美景。暖风轻拂；台榭的周围，绿树成荫；归来的燕子，新巢已经筑成；小小的池塘，长满了青青的荷叶。如此美景，“恰是逍遥际”，作者认为正是优游自地赏玩景物的好时光！但是却只“单夹衣裳，半笼软玉肌体。”词的抒情女主人公，一位肌肤柔软洁白的佳人披着件薄薄的夹衣，呆呆地站立那里。“半笼”两字，见出她披衣时的漫不经心；而开头“永日愁如醉”句已作了提示，这里作一呼应，写出她神情呆滞之状。另外，此处作者把写人和写景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优美的环境，衬托着美丽的闺人，恍如绿叶丛中簇拥着牡丹，相得益彰；同时环境和人物又构成了反衬：景物自佳而人物自愁，节奏并不协调，于是更显出了人物的愁绪之重。

　　下片着重写闺人的幽怨情怀和憔悴情态，但却从景物写起：“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是以“红绡”比石榴花之红以状其美。石榴夏季开花，花常呈橙红色，故白居易《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诗云：“石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以红色的织物比石榴花，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作者看来是受到过白诗的启发的；其后苏东坡也有“石榴半吐红巾蹙”（《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之句。文学上的继承借鉴而又有所变化，就是如此。这两句是继续写园林美景，词意更见错综。

　　“窗外数修篁”两句，是实写，也是虚写。实写就是女主人公的窗外大概真的有几竿修竹；因为中国的园林中，竹子是必不可少的。虚写就是她并不一定真的去相倚；这里用了杜甫《佳人》诗中的意境：“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明她也具有自怜幽独的怀抱而已。这两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人，其作用是从写景过渡到写人，而且本身已具有丰富的幽怨内涵。

　　紧接着上面两句，作者揭示了女主人公心灵幽怨满怀、行动呆滞，是因为“有个关心处，难相见，空凝睇。”意即有一个她关心的人，却难以相见，只能白白地盼望。这行文上是水到渠成的一笔，对女主人公的情怀、表现那么多，其原因也该有一个交代了。

　　结语三句：“行坐深闺里，懒更妆梳，自知新来憔悴。”是对女主人公情态的进一步刻画，也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补足性刻画。她深闺里行坐不安，形容憔悴，没有什么心思去梳妆打扮。经过了最后这几句的进一步刻画，一位因怀念远人而憔悴幽怨的闺中少妇的形象，呼之欲出了。

　　这首词，前片着重写景，后片着重写人，但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闺怨。这样，词的气脉就一气贯串，不枝不蔓，人物形象也渐趋完满。

　　在《诗经》305篇中，《萚兮》该是最短小的之一，它的文辞极为简单。诗人看见枯叶被风吹落，心中自然而然涌发出伤感的情绪；这情绪到底因何而生，却也难以明说——或者说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无非是岁月流逝不再，繁华光景倏忽便已憔悴之类。他只是想有人与他一起唱歌，让心中的伤感随着歌声流出。“叔兮伯兮”，恐怕也并无实指之人，不过是对于可能有的亲近者的呼唤罢了。

　　但这种单纯的歌谣，虽然古老，却又是常新的。从《萚兮》之后，像楚辞《九歌·湘夫人》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像唐人王勃《山中》的“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直到现代徐志摩的《落叶小唱》，不知有多少相似的表述。因为在《萚兮》中，已经关联着人生最基本的两种情绪：对于岁月的留恋，以及在寂寞中对于亲友之情的渴望。这是人人都会有的情绪，每个人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和语言来表述它。

　　《萚兮》因为单纯，而又有特别令人感动的地方。在“萚兮萚兮，风其吹（漂）女”之后，诗人不再说下去，让人觉着从落叶中看到的生命的流失，根本就是无奈的事情，不说也罢。而后“叔兮伯兮，倡予和（要）女”，又让人觉着人生的寂寞归根结蒂还是无从排遣。不可能真的就有人应着这呼唤唱出心心相印的歌来，寂寞也不可能真的会让人相互走近。呼唤也只是呼唤而已吧。如此想来，这种古老的歌子，浸着很深的悲凉。

　　儒者说诗，常有奇怪的谈论。《毛诗序》说：“《萚兮》，刺忽（郑昭公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这已是牵强附会，于诗无证。朱熹《诗集传》更谓：“此淫女之词。”实在诗中主人公性别为男为女，本无从辨别，“淫”字更不知从何说起。想要做圣贤的人，到处看见淫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