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首联先写漏声催促着天色破晓，后用“仙桃”代表宫内春景，点出景色醉人。这一联主要突出“早朝”。

　　颔联则分别写朝见时的仪仗和宫殿中的自然景观及气氛。春日和煦，旌旗上的龙蛇似乎也随着春天的到来而获得了生气，旌旗猎猎，龙蛇也好像在腾跃。大明宫里，和风轻吹，燕雀轻快而高兴地在天上飞着。“日暖”，也含有赞美“圣恩”惠及万民，连龙蛇、燕雀亦且广沽皇泽之意。这一联主要突出“大明宫”。

　　前二联主要写的是“早朝大明宫”的原题。因为是和诗，接着就不免要转到原诗的作者身上来了。颈联写退朝后，重点突出写贾至的儒雅风流和备受君主恩宠。

　　尾联用了两个典故。先看丝纶美。因为贾家父子历任两朝的中书舍人，后有一日贾至供职的肃宗对贾至说，“昔先天诰命，乃父为之，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主要意思是赞扬贾至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并能做出像父亲一样的政绩，实在是朝廷里的一段佳话。“池上于今有凤毛”里的凤毛并非简单的凤毛麟角的凤毛，也不是简单说贾至的才华出众，在一班大臣里很少见。而是用了一个典故：南朝时有谢凤和谢超宗父子，他们文章风格和成就都很出众，于是梁武帝就称赞他们说，“超宗殊有凤毛”。意思是想说谢超宗终归继承了父亲谢凤特有的风格和才华。这两句进一步称颂其家世的文采和父子两代执掌朝廷起草诏命职务的荣耀。

　　这首诗按其体例是一首台阁应酬式的诗，在杜诗中是很少见的。乾元二年（759）在长安任左拾遗也正是杜甫仕途生活中最重要或最煌赫的时期。因为是同僚之间唱酬之作，因此格调也就平正典雅，并且不乏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意味。整首诗艺术上格法严谨，脉胳分明，深得和诗之体，所以历来的诗家对它十分推重。尤其是它的颔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字里行间洋溢着一派冲融和悦的春天气息，诗家评价很高。当时唐王朝于安史之乱中初得安定，朝廷上下都以为中兴在即，升平可望，因此王维和诗中也有“九天闻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种充满信心的句子。整首诗看来，确乎体现了杜甫诗歌“清词丽句”的另一面特色。另外，即使在清词丽句中，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挺拔之姿和雄健之气，这也是杜诗的独特面目。黄生评杜、王、岑三首和诗时说：“杜老气无前，王、岑秀色可揽，一则三春秾李，一则千尺乔松。”苏轼评颔联为“伟丽”，都是此意。

　　杜甫的这首诗里带出了几分山野的情趣，以及对历史透彻的理解，光是意境就比贾至的高远。这首诗少了一般诗人写宫廷生活所会有的呆板，多了些灵气，而又不减少场面的宏大气势，杜甫比起贾至来绰绰有余。思想决定文章的外在，再如何隐藏，字里行间的精神是很难不露端倪的。贾至是世家出身又较为一帆风顺的人，杜甫则才华横溢饱经风霜，这两种人写出来的文章当然不一样。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