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这支散曲题为“托咏”,是托物咏怀之意。曲子写一个少女对着天上圆圆的明月,诉说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像明月一样团团圆圆。古人诗、词、曲中常有对月拜祝和把酒发愿的描写,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中即有对月祝愿的情节,与这首小令有相近的意境。
曲子开头的“剔秃圞”是元曲中较为常见的语汇,用作圆的形容词。“拜了低低说”一句,颇有情致,发自内心的祝愿,全在一片虔诚,低声的叨念,已将心迹与神态全然勾画出来。祝愿月亮常圆,却用了“是必”两字,似乎由祈求变成了命令,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当事人那专一的要求和迫切的心情。“休着些儿缺”,永远不让圆月有一点儿缺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唯其不情,方见真情。末句“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很有分量,足以收束全曲。《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时概况全剧主题的一句名言。这里的“都似你者”,正扣托月咏怀的题目,似月之常圆,正是对“如花美眷”的祝愿。“天下有情底”,范围很广,在情感的深厚之外更增添了博大的内涵。
这支小令所用的几乎是日常口语,朴实而生动,使人似乎听到少女的娓娓诉说,颇具元曲的特有风采,充分体现了作品作为“曲子”的艺术特色。
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期所写下的求人援引的诗篇中,要数这一首是最好的了。这类社交性的诗,带有明显的急功求利的企图。常人写来,不是曲意讨好对方,就是有意贬低自己,容易露出阿谀奉承、俯首乞怜的寒酸相。杜甫在这首诗中却能做到不卑不亢,直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材的悲愤不平。这是他超出常人之处。
诗人主要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表现手法,将胸中郁结的情思,抒写得如泣如诉,真切动人。这首诗应该说是体现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最早的一篇。
诗中对比有两种情况,一是以他人和自己对比;一是以自己的今昔对比。先说以他人和自己对比。开端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把诗人强烈的不平之鸣,像江河决口那样突然喷发出来,真有劈空而起,锐不可当之势。在诗人所处的时代,那些纨袴子弟,不学无术,一个个过着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生活;他们精神空虚,本是世上多余的人,偏又不会饿死。而像杜甫那样正直的读书人,却大多空怀壮志,一直挣扎在饿死的边缘,眼看误尽了事业和前程。这两句诗,开门见山,鲜明揭示了全篇的主旨,有力地概括了封建社会贤愚倒置的黑暗现实。
从全诗描述的重点来看,写“纨袴”的“不饿死”,主要是为了对比突出“儒冠”的“多误身”,轻写别人是为了重写自己。所以接下去诗人对韦济坦露胸怀时,便撇开“纨袴”,紧紧抓住自己在追求“儒冠”事业中今昔截然不同的苦乐变化,再一次运用对比,以浓彩重墨抒写了自己少年得意蒙荣、眼下误身受辱的无穷感慨。这第二个对比,诗人足足用了二十四句,真是大起大落,淋漓尽致。从“甫昔少年日”到“再使风俗淳”十二句,是写得意蒙荣。诗人用铺叙追忆的手法,介绍了自己早年出众的才学和远大的抱负。少年杜甫很早就在洛阳一带见过大世面。他博学精深,下笔有神。作赋自认可与扬雄匹敌,咏诗眼看就与曹植相亲。头角乍露,就博得当代文坛领袖李邕、诗人王翰的赏识。凭着这样卓越挺秀的才华,他天真地认为求个功名,登上仕途,还不是易如反掌。到那时就可实现梦寐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了。诗人信笔写来,高视阔步,意气风发,大有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气概。写这一些,当然也是为了让韦济了解自己的为人,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突出自己眼下的误身受辱。从“此意竟萧条”到“蹭蹬无纵鳞”,又用十二句写误身受辱,与前面的十二句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实是残酷的,“要路津”早已被“纨袴”占尽,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矛盾无情地嘲弄着诗人。诗中写了诗人在繁华京城的旅客生涯:多少年来,诗人经常骑着一条瘦驴,奔波颠踬在闹市的大街小巷。早上敲打豪富人家的大门,受尽纨袴子弟的白眼;晚上尾随着贵人肥马扬起的尘土郁郁归来。成年累月就在权贵们的残杯冷炙中讨生活。不久前诗人又参加了朝廷主持的一次特试,谁料这场考试竟是奸相李林甫策划的一个忌才的大骗局,在“野无遗贤”的遁辞下,诗人和其他应试的士子全都落选了。这对诗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像刚飞向蓝天的大鹏又垂下了双翅,也像遨游于远洋的鲸鲵一下子又失去了自由。诗人的误身受辱、痛苦不幸也就达到了顶点。
这一大段的对比描写,迤逦展开,犹如一个人步步登高,开始确是满目春光,心花怒放,那曾想会从顶峰失足,如高山坠石,一落千丈,从而使后半篇完全笼罩在一片悲愤怅惘的氛围中。诗人越是把自己的少年得意写得红火热闹,越能衬托出眼前儒冠误身的悲凉凄惨,这大概是诗人要着力运用对比的苦心所在。
从“甚愧丈人厚”到诗的终篇,写诗人对韦济的感激、期望落空、决心离去而又恋恋不舍的矛盾复杂心情。这样丰富错杂的思想内容,必然要求诗人另外采用顿挫曲折的笔法来表现,才能收到“其入人也深”的艺术效果。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诗人再也不能忍受像孔子学生原宪那样的贫困了。他为韦济当上了尚书左丞而暗自高兴,就像汉代贡禹听到好友王吉升了官而弹冠相庆。诗人十分希望韦济能对自己有更实际的帮助,但现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了。诗人只能强制自己不要那样愤愤不平,快要离去了却仍不免在那里顾瞻俳徊。辞阙远游,退隐江海之上,这在诗人是不甘心的,也是不得已的。他对自己曾寄以希望的帝京,对曾有“一饭之恩”的韦济,是那样恋恋不舍,难以忘怀。但是,又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毅然引退,像白鸥那样飘飘远逝在万里波涛之间。这一段,诗人写自己由盼转愤、欲去不忍、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真是曲折尽情,丝丝入扣,和前面动人的对比相结合,充分体现出杜诗“思深意曲,极鸣悲慨”(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艺术特色。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从结构安排上看,这个结尾是从百转千回中逼出来的,宛若奇峰突起,末势愈壮。它将诗人高洁的情操、宽广的胸怀、刚强的性格,表现得辞气喷薄,跃然纸上。正如浦起龙指出的“一结高绝”(见《读杜心解》)。董养性也说:“篇中……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彩,未尝少挫也。”(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吟咏这样的曲终高奏,诗人青年时期的英气豪情,会重新在读者心头激荡。诗人经受着尘世的磨炼,没有向封建社会严酷的不合理现实屈服,显示出一种碧海展翅的冲击力,从而把全诗的思想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诗通篇直抒胸臆,语句颇多排比,语意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全诗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和顿挫曲折的笔法,而且语言质朴中见锤炼,含蕴深广。如“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尽了世态炎凉和诗人精神上的创伤。一个“潜”字,表现悲辛的无所不在,可谓悲沁骨髓,比用一个寻常的“是”或“有”字,就精细生动得多倍。句式上的特点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因此既有整齐对衬之美,又有纵横飞动之妙。所以这一切,都足证诗人功力的深厚,也预示着诗人更趋成熟的长篇巨制,随着时代的剧变和生活的充实,必将辉耀于中古的诗坛。
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