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康海一度曾春风得意,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被刘瑾一案牵连,盛年遭贬。回首往事,感慨良多。这首《雁儿落带得胜令·饮中闲咏》曲中表明了作者归隐乡间、不向世事的决心。从曲中可以看出,他下这一决心并不容易,因为他所受的冤屈,很难从他的记忆中抹去。末两句,表达了对刚正者反遭殃这一普遍现象的激愤和不平。
这支小令放达中寄寓失意,悠闲中含藏不平,刻露了传统士大夫既不愿放弃仕途进取,又对自身遭遇无能为力而聊以自慰的心态,包含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曲子中,作者咀嚼着往日岁月的狂放,奔涌着壮志难展的愤激,回旋着蒙冤受屈的悲凉。
此曲闲愤世诉悲之作,不同于康海表现隐逸闲情、曲风本色豪放的乐隐乐闲之曲,它饱含着一种独特的冤愤悲音,在雄豪中寓有沉郁悲愤的风格。
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
首句“绊惹春风别有情”,撇开垂柳的外貌不写,径直从动态中写其性格、情韵。柳枝的摇曳,本是春风轻拂的结果,可诗人不以实道来,而说是垂柳有意撩逗春风。“绊惹”二字,把垂柳写活,第二句,“世间谁敢斗轻盈?”把垂柳写得形态毕肖。“轻盈”,形容体态苗条。诗人极写垂柳美,自有一番心意。垂柳暗以体态轻盈的美人赵飞燕自喻,是紧承上句,以垂柳自夸的口气写出其纤柔飘逸之美。“谁敢斗轻盈”问得极妙,这一问,从反面肯定了垂柳的美是无与伦比的,也显出了垂柳恃美而骄的神情。
后二句“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婆娑于江畔的垂柳,本是无心所插,却害得楚王宫中的嫔妃们为使腰支也象垂柳般纤细轻盈,不敢吃饭,而白白饿死。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巧妙地抒发了诗人托物寄兴的情怀。诗人并不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而发。试想当时晚唐朝政腐败,大臣竞相以善于窥测皇帝意向为能,极尽逢合谄媚之能事。这种邀宠取媚的伎俩也很象“饿损纤腰”的楚王宫女,“楚王江畔无端种”,“无端”二字意味深长,江畔种柳,对楚王来说,也许是随意为之,而在争宠斗艳的宫女们心目中却成了了不起的大事,她们自以为揣摩到楚王爱细腰的意向了,而竞相束腰以至于饿饭、饿死,含蓄而深刻。
全诗中诗人将矛头直指皇帝及其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直陈时弊,淋漓痛快。诗人采取了迂回曲折、托物寄兴的手法,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各尽其妙。旨在写意,重在神似,他虽无意对垂柳进行工笔刻画,但给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这首诗咏垂柳,没有精工细刻柳的枝叶外貌,也没有点染柳的色泽光彩,但刻画出体态轻盈、翩翩起舞、风姿秀出的垂柳,是一首具有韵味的咏物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