褥上芙蓉铺软绣。香不散、彩云春透。今岁又相逢，是燕子、归来后。
褥上芙蓉铺软绣。香不散、彩云春透。今岁又相逢，是燕子、归来后。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往往能在做事时有事半功倍，锦上添花的效果．但如果不经思考就接受别人的意见，连旁人的“馊主意”也言听计从，结果只能像那个笨人一样赔了骆驼又折了瓮。
世上不可能有那种“既杀驼，而复破瓮”的傻子，但思想方法呆板，机械的人是不少的。
以譬喻的手段，来使人们获得无上的智慧，这是《百喻经》的根本所在。譬喻的形式就好像用来裹药的树叶，当人有病时，就取出药来用，而自然地将裹药用的叶子扔掉。所以有智慧的人读了这部书，应当抛开譬喻故事的形式，抓住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这个故事就启示我们：凡事要认真思考，仔细研究，不能因小失大，更不能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
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朝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和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