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是鸳侣新偕，凤雏才长，占人间欢悦，且尽壶天终夕醉，听取妙歌千阕。待得西风，鹗书飞上，更复青毡物。功成名遂，赤松还伴高洁。
况是鸳侣新偕，凤雏才长，占人间欢悦，且尽壶天终夕醉，听取妙歌千阕。待得西风，鹗书飞上，更复青毡物。功成名遂，赤松还伴高洁。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