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之时。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终于在潇水西冉溪畔购得一地,经过疏泉穿池,构亭筑屋,终于与农圃为邻住了下来,还自己经营了菜园,“甘为永州民”。并与一位身份较低的女子结合,生了女儿。《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当写于在这期间。西园位于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永州的深秋本来气候宜人,但身处异乡的柳宗元却感到寒气阵阵。是夜梦醒时分,正是夜半,四野万籁无声,窗外亮如白昼,适才的梦境仍历历在目。诗人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百无聊赖中,连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也听到了,环境非常寂静。露水下降,本来是不易觉察到的,这里用“闻”,是有意把细腻的感觉显示出来。于是他干脆起床,“开户临西园”。
来到西园,只见:一轮寒月从东岭升起,清凉月色,照射疏竹,仿佛听到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泠泠”两字用得极妙。“月”上用一个“寒”字来形容,与下句的“泠泠”相联系,又与首句的“繁露坠”有关。露重月光寒,夜已深沉,潇潇疏竹,泠泠水声,点染出一种幽清的意境,令人有夜凉如水之感。在这极为静谧的中夜,再侧耳细听,听得远处传来从石上流出的泉水声,似乎这泉声愈远而愈响,山上的鸟儿有时打破岑寂,偶尔鸣叫一声。
“石泉远逾响”,看来难以理解,然而这个“逾”字,却更能显出四野的空旷和寂静。山鸟时而一鸣,固然也反衬出夜的静谧,同时也表明月色的皎洁,竟使山鸟误以为天明而鸣叫。“泉响”,“鸟喧”采用可通感的手法,从听觉角度来表达。“露”“月”“泉”“鸟”这四种意象相互融合,以动衬静,突显了诗人被贬谪后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
面对这幅空旷寂寞的景象,诗人斜倚着柱子,观看,谛听,一直到天明。诗人“倚楹至旦”的沉思苦闷形象,发人深思。他在这样清绝的景色中沉思直至天边破晓。“寂寞将何言”一句,可谓此时无言胜有言。“寂寞”两字透出了心迹,他感到自己复杂的情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这首诗,构思新巧,诗人抓住在静夜中听到的各种细微的声响,来进行描写,以有声写无声,表现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从而衬托他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即事成咏,随景寓情。从表面看来,似有自得之趣,而终难如陶渊明、韦应物之超脱。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