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