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自己在月夜凭栏远望,思念友人,希望友人早日归来。在思念中微蕴年华凋零的身世之感。白衣朱栏,色彩明艳,形象鲜明。细品这词,颇有意味,善于用典的纳兰,仍旧在短词之中,巧妙化用了前人的语句。词中上片的首句就是取白明代王彦泓的《寒词》十六之一,文曰:“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栏干。”
下片借以大雁这一意象来抒发苦等书信的一味相思。大雁有典,取自《汉书·苏武传》。因而有了鸿雁传书一说,大雁这个意象也在诗歌中蔓延起来。文人写雁,用以表达思乡怀人的情思。最后,末句引用宋时晏几道《采桑子》:“秋来更觉销魂苦,小字还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秋来销魂之苦,苦之深,思之切,叫人乱了心绪,坐想行思,怎也无法躲避开这纷乱的回忆,对故人的相思。怎得想看似旧时,怀念过去之人深切苦楚,可如何能回到旧时的时光,不再为这时光渐远而伤怀叹息?恐怕时光的脚步还是听不见他心底恰似痴狂的呐喊,无法让他如愿穿梭回到过去。
“一味相思”是这首词主旨,全词围绕此句展开二词平语浅,文不甚深,但是行文流美深婉,刻画细腻。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淫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