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这首诗描写了春天郊野的美好景色。诗的大意说:村东的青山,远远望去,呈现出一片墨绿的颜色,就像女孩子用来描眉的青黑色的黛墨一般漂亮。一条长溪,溪水蜿蜒曲折地向着远方流去。岸边嫩绿的杨柳开花结籽,微风吹来,片片柳絮随风飘舞。鸟雀不知道郊野外如诗如画的风光这般美好,反而留恋那小小庭院,只是在院内的花丛中飞来飞去。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郊外的春景,后两句借景写情,抒发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感情,表现了对美好理想追求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