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春景而抒闺情。上片是女主人公掩门垂帘所见的春景:鲜花开遍花坛,绿草长满庭院,烟景一派迷离。在“闲”字与“低”字中已包含着她的寂寞情怀。
下片主人公的视线由上片的室外渐渐收回到室内,所见是紫燕双飞、晚屏峰翠,于是引起了她的遐想,从其“醉空闺”的神情中,表现她“梦魂消散”的幽怨。
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