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烟波远，怕五湖凄冷，佳人袖薄，修竹依依日暮。知他甚处重逢，便匆匆、背潮归去。莫因循、误了幽期，应孤旧雨。伫立山风晚，月明摇碎江树。
渐烟波远，怕五湖凄冷，佳人袖薄，修竹依依日暮。知他甚处重逢，便匆匆、背潮归去。莫因循、误了幽期，应孤旧雨。伫立山风晚，月明摇碎江树。
起首的两句对仗，把樵夫的生涯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又诗意十足。这样，就自然带出了“且做樵夫隐去来”的结论。然而，句中的这个“且”字，又同时透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果然，作者随即便从一字句的“柴”上，生发出朱买臣樵薪故事的感想。朱买臣有两件事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就是《汉书》所载的：“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后来朱买臣做官回到故乡，他那再嫁的妻子自然是羞悔难当，民间因而还发明了“泼水难收”的故事。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朱妻的“求去”主要起因于口角，但后人多视之为读书人因贫困未遇而蒙受的奇耻大辱，所以朱买臣丢了老婆，却反而大大增加了知名度。第二件是汉武帝在诏授朱买臣会稽太守时，说过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这两件事对普遍处于困顿失意的元代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颇具刺激性的。所以小令中虽只写出了“买臣安在哉”五字，却是集中了怀才不遇，富贵难期，读书无用，屈抑难伸的种种愤慨。朱买臣幸而未在“樵隐”中埋没，然而“安在哉”，也就是像他这样如愿以偿、自拔于贫贱之中的例子，如今是休想再出现了。
由此可见，作者是有意运用欲抑先扬的手法，起首两句意境颇美，之后却越来越不堪，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痛苦。而曲中的意脉又十分连贯，由“樵夫”引出“柴”，由柴引出“买臣”，由“安在哉”引出“空岩”，“空岩外，老了栋梁材”在字面上又与“樵隐”契合。
作者另有一首《金字经·渔隐》：“絮飞飘白雪，鲜香荷叶风，且向江头作钓翁。穷，男儿未济中。风波梦，一场幻化中。”章法构思与该篇全同。既以“隐”的理想化色彩权且作为自宽自慰，又抑压不住对“未济”现实的愤懑。这种散曲留给世人的印象，恐怕就是“挣扎”二字了。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