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诗人运用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完成了这首有名的乐府诗。先以文彩艳丽的笔法描绘了牡丹妖艳迷人的姿色。继写由于牡丹的妖艳而引逗出卿士赏花的狂热场面。然后笔锋一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重华不重实的流弊，由来已久。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这里没有采取直接抨击卿士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委惋的方式，说“卿士爱花心”是由于“牡丹妖艳色”所致。希望老天施展造化力来减却牡丹的妖艳色，削退卿士的爱花心。最后正面提出： “同似吾君忧稼穑”的主张。白居易提倡天子与卿士关心农业生产的主张值得肯定。
开始四句从正面极写牡丹的艳丽之态：黄色的花蕊，红色的花瓣，成千上百的牡丹联成一片，像那晚霞似的
牡丹 灿烂辉煌。“照地初开锦绣段， 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 王母桃花小不香。”这四句意思是：牡丹初开似锦绣的身段，光辉照地，香气四溢。仙人的玉树，王母的桃花都无法相比。“宿露轻盈泛紫艳， 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 向背万态随低昂。”以上四句意思是：夜露的滋润，朝阳的照耀，使牡丹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展示着美丽的娇态。
“映叶多情隐羞面， 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 凝思怨人如断肠。浓姿贵彩信奇绝， 杂卉乱花无比方。”这几句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了华丽、高贵、娇美的牡丹超凡脱俗，与那些杂卉乱花不可相提并论。比方即比拟。比起牡丹，这两种花都显得太细小了。
“遂使”以下四句：写王公贵族狂热地赏玩牡丹， 这四句的大意是：牡丹的妖艳引逗着王公卿相，贵族公主，豪家儿郎，穿着漂亮，乘坐着轻便舒适的车马终日赏玩。“卫公宅”以下八句：继写牡丹盛开时赏花的盛况。这里用一“闭”字。写尽了王公贵旋倾家出动赏牡丹的情景。又用一“开”字，写尽了牡丹开处皆有人的情景。“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牡丹在谷雨前后开，从开至谢，一般为二十来天。花开花落，仅仅二十来天，在这一年一度的花开时节，满城的人看花。就好象发狂了似的。“三代”以下四句：议论时弊，进入主题。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浮华胜过了质朴，时人都重视虚华而不重视质实。直到看重牡丹的芳菲。这种流弊并非抬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霞和”以下六句大意是：元和天子很关心农业生产．由于他怜悯老百姓感动了神灵，上天便降下了吉祥。去年地里的谷子长出了九穗。但是群臣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田野里很寂寞，无人前往问津。今年的麦子分出两枝，真是祥瑞的征兆，但是这些却无人理会，唯独天子一个人内心感到喜悦。这是对皇帝的颂扬欢捧。“无人知”至末尾：直抒胸臆，点明主题。这四句的大意是：天降吉祥，没人理会真叫人叹息，我愿暂求掌握造化的主宰者。减却牡丹妖艳的颜色，冷却一下卿士们爱花的心情，都象天子一样关心农业生产，人民就都得到幸福了。作者痛斥上层统治者狂热地赏玩妖艳的牡丹而不关心与广大百姓生命攸关的农桑。但作者无回天之力，只能无可奈何地呼喊：“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慢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作者对皇帝的褒奖，只是一种类似辞赋中的说反话而已。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夜深风雨撼庭芭，唤起新愁乱似麻。”两句是说夜深了，窗外的风雨，正摧撼着院子里的芭蕉。这声音萧萧瑟瑟，唤起了诗人纷乱的新愁。他是在梦中惊醒的，清冷的环境，忧郁的愁思，使他有心绪如麻之感。
“梦觉尚疑身似蝶，病乱方悟影非蛇。”句写的是梦醒以后心情恍惚的情况。梦醒了，自己还在疑心此身已经化成蝴蝶；病是刚刚好转的，这才悟到先前怀疑的影子并非是射影。从虚幻到觉醒，本是病乱梦醒以后常见的心理状态。作者是一个正直的文人，也是有志之士。他之所以有这种心理情态，显然是含有对时事的忧虑。不过在诗句中没有直接点明而已。
诗的第五六句：“浇肠竹叶频生晕，照眼银釭自结花。”写的是排愁自遣之情。“竹叶”，自然是指酒，诗人想借酒浇愁，酒还未入愁肠，脸上已经频频泛起了酒晕。他坐对荧荧照眼的灯光，这灯芯上已经结上了灯花，灯花是报喜的，然而此刻哪有什么可喜的事呢？只好任其自由结花吧。这两句可见作者是盼望有遣愁的机会和可以舒怀的喜讯的。但就是这点心愿，在当时也难以实现。
正在清愁难遣的时候，作者忽然听到杜鹃鸟的啼声，于是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结句：“我在故乡非逆旅，不须杜宇唤归家。”杜宇就是杜鹃，它的啼声是“不如归去”，一般有家归未得的人听了之后，会触动思乡之情，作者此时身在故乡，并非旅居在外，所以感叹的说：我并没有离开故乡，不需你唤“不如归去”，劝我回家了。作者有志用世，但当时是豺狼当道，善类遭受摧残陷害的不知多少，作者只好郁郁家居。因此最后两句，才点明胸怀，倾诉出报国无门、壮志难展的感慨。
全诗即景抒怀，从深宵风雨到午夜一灯；从梦觉以后的清愁，到听得杜宇啼声所引起的悲愤；步步深入，诗人的心境，自见于诗句之中。直到秦桧死后，诗人才出而应试，以经学淹通被选拔为第一，解除了长期以来内心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