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兴由“苏台览古”而起,抒发古今异变,昔非今比的感慨,则今日所见之苑囿台榭,已非昔日之苑囿台榭;今日苑囿台榭的杨柳青青,无边春色,不仅令人想起它曾有过的繁华,更令人想起它曾经历过的落寞。起句的“旧苑荒台”,以极衰飒之景象,引出极感伤的心境;而“杨柳新”,又以极清丽的物色,逗引起极愉悦的兴会。前者包含着属于历史的巨大伤痛,让人不由去作深沉的反省;后者又显示出大自然无私的赐予,召唤着人们去追求、去享受、及时行乐。第二句,继续对这种感受作进一步烘托。由柳岸湖中传来一曲曲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更为这人世间不尽的春花春月增添了无限的柔情蜜意。不胜,犹不尽。“不胜春”三字,似乎将人们的欢乐推向了极致。但此时此刻,正是这些歌声,勾引起诗人的无限怅惘:昔日的春柳春花,吴王的骄奢,西子的明艳,以及他们花前月下的歌舞追欢,馆娃宫中的长夜之饮,都不断在诗人的脑海中盘旋浮动,使诗人躁动不安。由此,引出了三四两句。这是经由“旧苑荒台”逗引起的情感体验的进一步升华。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物是人非、江山依旧,昔日苏台富丽堂皇,歌舞升平,今天只剩下那斜挂在西江之上的一轮明月了。这两句景色凄清,情感古今,以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使读者的情感体验产生了新的飞跃。永恒的西江明月和薄命的宫中美人,作为一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语境,旨意遥深,感人肺腑。
此诗一上来就写吴苑的残破,苏台的荒凉,而人事的变化,兴废的无常,自在其中。后面紧接以杨柳在春天又发新芽,柳色青青,年年如旧,岁岁常新,以“新”与“旧”不变,不变的景物与变化的人事,做鲜明的对照,更加深了凭吊古迹的感慨。一句之中,以两种不同的事物来对比,写出古今盛衰之感,用意遣词,精练而自然。次句接写当前景色,而昔日的帝王宫殿,美女笙歌,却一切都已化为乌有。所以后两句便点出,只有悬挂在从西方流来的大江上的那轮明月,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她,才照见过吴宫的繁华,看见过像夫差、西施这样的当时人物,可以做历史的见证人罢了。
这首诗所表述的不仅有古今盛衰的历史喟叹,而且有执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在不断追求着自由自在,追求着超越解脱。但是,这种渴望与追求常常难以实现,人就常常难免陷入一种痛苦绝望的境地。古今贤愚,莫不如此,英雄美人,无一例外。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