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
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喧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喧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喧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