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五篇。它以一天耕作完毕之后,回家的路上和到家之后的活动做为描写对象,来反映“归园田居”后的另一个生活侧面。
全诗可分做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集中地描绘了还家路上的情景。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写出结束了劳动,独自一个人手持扶杖,怀着“怅恨”之情,转回家去。但回家的道路坎坷崎岖,荒芜曲折。从表面看,他辛苦劳作一天,且孤独无伴,只身奔家,难免怅然生恨。就深层涵意说,此诗意在抒写欣然自得之情,那么,此“怅恨”二字,实具反衬下文欢快欣然的作用,若将《归园田居》组诗做一整体阅读,便会发现这里的开端“怅恨”,是紧接上诗凭吊丘垄荒墟,人生终当归于空无的感叹而来。“崎岖历榛曲”渲染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所致道路的荒凉和艰难,透露出时代特定背景的影象。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路上经过清澈见底的山泉,洗洗沾染尘埃的双脚,整天耕作的疲劳,也就随之一洗而光,浑身变得舒坦自在起来。这两句一扫“怅恨”之意,那么轻松自如,正是坦然自适心态的自然流露。托出归隐之志坚持不改之意。“可以濯吾足”一句,出自古《沧浪歌》,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原是借沧浪之水的清浊为比兴,形象地表达时清则仕,时浊则隐的意思。而陶渊明却任凭涧水清澈见底,依旧用来“濯我足”,完美的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与自然相得相洽的质性。
最后六句为第二层,全力叙述归家之后的一些活动。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过滤好自家新近酿好的熟酒,去浊存清饮用。并招来农家近邻,同桌共饮,以“只鸡”为肴,真是快慰无比。此二句诗,描画出了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归居田园之后的淳朴农家生活。他依躬耕垄亩维生,勿需醇醪美酒,山珍海味,只要有自酿之熟酒,自饲之家鸡,邀上邻友,共酌共饮,即已足矣。从中亦可见,作者与近邻农户,相处友善,往来密切的景况。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不知不觉间“日入室中暗”,日落西山,室内暗然,于是索兴燃起根根荆草权当明烛。此句看似寒酸却将诗人的潇洒自如,自得其乐表现出来。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欢快之情涌满心头,在“欢”字下着一“来”字,自然传神。黄文焕便又称“‘来’字下得奇”。此情此景,引得诗人竞怨起“夕”时短暂,兴致难尽。那就索性不理时间的早晚,尽情畅饮。“已复至天旭”,直至旭日渐升天已放亮,方肯做罢,以寄其高远之志,抒其胸中超然之情。
此篇在组诗中,取材独特,既非描绘田园风光,亦非陈述劳动状况,而是以傍晚直至天明的一段时间里的活动为题材,相当于今天所谓“八小时以外”的业余生活为内容,来表达他于田园居中欣然自得的生活情境。其视角新颖,另辟一境,与前四首连读,可以见出组诗实乃全面深刻地再现出陶渊明辞官归隐初期的生活情景及其心路历程。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这首词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上片写小楼远望。一个“独”字写出她上楼并非为了赏心,而是怀念远人的表现;第二句写出所望的地点是“玉关”,以显示征人去地之远。“芳草路”虚实相生,有芳草萋萋,王孙不归的感叹。“消息”三句是“愁望”后的行动,表现了无可奈何的伤感。
下片写空闺叹息:望落花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潸然泪下,罗衣湿透。结末二句,是女主人公的特殊心理活动:千山万水与征人相隔遥望,但自己却未去过。妙在“不曾行”三字,她归怨于不曾行千山万水,故梦魂难觅。翻腾一笔,声哀情苦。
韦庄词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而叙事性的特点是它的动作性。即以此词为例,写一位闺中少妇思念远方良人,不是如一般词作者那样静止地以景物描写烘托她的愁思离绪,而是动态地写她此时此刻的行为举止,以此显现她内心世界中纷乱的愁云:她独自走上小楼,眺望远方的道路,未见人影而又怅然回到闺房之中。她寂寞地坐看着庭院中的落花,眼泪不觉又流了下来,沾湿了衣袖,滴湿了衣襟……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画面,而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着的动作。如果以此为脚本,让一位演员采表演,定然会作出几个连续性的小品。而这种特点在其他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下面沿着上下两阕的顺序进一步审视一下这首词动作性描写的特点:“独上小楼”,似乎看到女主人上楼时倦慵的步履。此时春天将尽,柳絮飘绵,独守空闺的少妇的缭乱春愁可以想见。她双眉不展,痴痴地望着蜿蜒曲折地通向玉关的小路,路边萋萋芳草益发引动了她念远的情思。古诗云:“春草兮萋萋,王孙兮不归”;“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芳草天涯正是离恨的象征、盼归的触媒。然而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远方的消息仍是杳如黄鹤,于是她的希望又变成泡影,只好锁着眉头,又悻悻地下楼回屋,尽管是锦帐绣帘也令人难耐难栖……这一阕中连用“上”“望”“逢”“敛”“归”等五个动作性词语,大家不仅看到她敛眉的愁容,也看到她来往的身影,透过容态身影略已窥见她寂寞的灵魂。
下阕写的是她“归绣户”后的情态和心迹,也仍然贯穿着动作性的特征,她坐看落花、空自叹息,罗袖掩面,泪珠频滴。这里连用“坐”“叹”“湿”“滴”四个动作性词语写出她的静中之动,大家似乎听到她叹息的声音,看到她久坐的身影,落花的飘零,泪珠的晶莹。“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虽然写的是女主人公“坐看落花”时的心理活动,但也仍然富有动作性的特征:从此地到玉关中间隔着万水千山,我从未走过一次,即使入睡后梦魂想去寻找他,也因不识去路而不知该怎样去寻觅。这里也连用“行”“觅”二字,表明动作性特点也渗透于心理活动的描写之中。这最后二句堪称妙词妙笔:白天未曾走过的路,夜间梦魂也无法去寻觅,这种推理好象具有逻辑的合理性;然而即使是白天作过的事,梦中怎么能够重复,这又显出了这种推理的想当然性。词人故意以这种带有很大或必然性的推理来表现人物思远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她在梦中也不能与良人相会,这就更表现出她的孤独和寂寞。
律诗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正如刘熙载所说:“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艺概·诗概》)而这首七律写得纵横捭阖,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拿掷飞腾之中,又能体现出精细的脉络。
诗的前半篇写李剑州,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使读者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遭遇,更深为惋惜。“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文翁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剑州任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剑州同姓。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可是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坐”,“但见”和“焉坐”,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晴,立即破壁飞去。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广对他自己屡立战功而未得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为恨事的。这里却推开来,说“焉坐李广未封侯”,这就改造了旧典,注入了新义,提高了诗的思想性。在这里,杜甫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用、融化于律体之中。在杜甫诗歌里像“但觉高歌有鬼神,焉坐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正是和这首诗有着一样的波澜。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诗人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诗人“路经滟滪”,见瞿塘风涛之险恶,“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他的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滪”相对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如果把这两句诗比作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来说明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尾联用“仲宣楼”点出诗人到了荆南以后的情形。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然作客依人,托身无所。而在此时,诗人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端交集了。
全诗由李剑州写到诗人自己,再由诗人自己的离别之情,一笔兜回到李剑州,脉络贯通,而起结转折,关合无痕。杜甫的这类诗,往往劈空而来,一起既挺拔而又沉重,有笼罩全篇的气势。写到第四句,似乎诗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可是到了五、六两句,忽然又转换一个新的意思,开出一个新的境界。然而它又不是一泻无余,收束处,总是荡漾萦回,和篇首遥相照映,显得气固神完,而情韵不减,耐人寻味。
杜甫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他能在全篇之中,营造出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从这首诗就可以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