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离别怨情，上片分写云、水，以水虽离多而终能相逢、云虽无定犹能到梦中，为下片反衬作好铺垫。过片总云、水言之而又能翻进一层，说人意薄于云水。开篇先以双水分流设喻：“离多最是，东西流水。”以流水喻诀别，其语本于传为卓文君被弃所作的《白头吟》：“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第三句却略反其意，说水分东西，终会再流到一处，等于说流水不足喻两情的诀别，第一层比喻便自行取消。于是再设一喻：“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用行云无凭喻对方一去杳无信息，似更妥贴。不意下句又暗用楚王梦神女“朝为行云”之典，谓行云虽无凭准，还能入梦，将第二个比喻也予取消。短短六句，语意翻复，有柔肠百折之感。
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一提。
其一，两层比喻均有转折，而造句上均有所省略。“东西流水”与“行云无定”，于前句为宾语，于后句则为主语。即后句省略了主语。用散文眼光看来是难通的，即使在诗中这样的省略也不多见，而词中却常常有之。这种省略法不但使行文精炼，同时形成一种有别于诗文的词味。
其二，行云流水通常只作一种比喻，此处分用，“终解”与“犹到”在语气上有强弱之别，仿佛行云不及流水。故两层比喻似平列而实有层递关系，颇具新意。
过片将前二意合并，“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可怜”乃哀人生遭际，好景不长，既不如流水之“解相逢”，亦不如行云之“入梦来”，别易会难。流水行云本为无情之物，可是它们或终解相逢，或犹到梦中，似乎又并非二味无情。在苦于“佳会更难重”的人儿心目中，人情之薄岂不甚于云水。翻无情为有情，加倍突出人情之难堪。“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这番同”。“细想”二字，是抒情主人公直接露面；“从来”指一生漫长岁月中；“断肠多处”，不知经历过多次的生离死别；仔细回想，过去最为伤心的时候，也不能与今番相比。而经过三重的加倍渲染，这样明快直截的内心独白中，自觉有充实深厚的内蕴。
《少年游》是重头词，它不仅上下片格式全同，有一体（例如此词）每片也由相同的两小节（以韵为单位）构成。作者利用调式的这一特点，上片作两层比起，云、水意相对，四四五的句法相重，递进之中有回环往复之致。而下片又更作一气贯注，急转直下，故绝不板滞。
这首令词，是作者前期的作品。李珣共有《南乡子》词17首，描绘南国水乡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歌风味。这是其中的一首，写的是南国水乡少女的一个生活片断，写春女游莲塘，触景生情，相与戏谑，煞是动人。
前三句：“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写春女漫游莲塘。
春日里，芰荷满塘，碧水渌波，晴空夕照，景色融融。一群少女乘坐着彩饰华丽的游船，悠然地荡着桨儿，信船而游。她们陶然自乐，和棹而歌，一派优雅静谧的气象，令人沉醉。无意之中，那悠扬的歌声惊动了莲叶间沉睡的鸳鸯。这一来，则打破了那宁静的局面，勾起了春女们的绮思遐想，逗出无限情趣，引出了下文。
常言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后三句正是游女们触景生情、敞露春心之态。
“游女带香偎伴笑”一句，紧承“惊起睡鸳鸯”而来，工笔绘出一幅少女喜春图。游女们惊动了结伴而居的鸳鸯，而鸳鸯又震颤了少女的春心，憧憬着幸福的爱情。“带香”也者，给人以“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的感受，是对妙龄少女的真实写照。她们看看眼前偶居不离的鸳鸯，想着心上的人儿，彼此心照不宣，只是依偎在女伴身上出神，凭借着嫣然倩笑，流露出心底里的柔情蜜意，散发出少女的幽香，沁人肺腑。
沉浸在追味甜美爱情之中的少女们，一个比一个地娇羞艳丽，在一首短短的小词中，不允许逐个描状。亏作者想得出“争窈窕”一句，尽写出怀春少女的娇美。给读者留下无穷想象，
少女们的异样情态，可能引起了其他游人的注目，觉得难以为情。她们羞中生智，急忙从水中采摘下一片圆圆的荷叶，以遮挡夕阳的照射为防身，避开游人的围观，只自己消受那向往爱情的甜蜜滋味儿。“竞折团荷遮晚照”一句，既刻画出少女们活泼的举止，也揭示出她们害羞的神态。灿烂的阳光、绽绿的团荷与羞红的脸庞构成了一幅鲜亮美妙的画面。
这首小令，绘出一幅活泼俏丽的风俗画，卷面绚丽而明快，状景则景致秀美，状人则形神兼备，更兼妙语传神，丽而不妖，艳而能质，颇得民歌韵味。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此诗一开篇借用汉武帝历史典故、借汉喻唐的修辞手法，以铺叙方式描绘出一幅大汉无中策、匈奴侵犯入境的景致，加倍形容战况非常危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无中策”、“犯渭桥”起烘托气氛之意，点明题旨，升华主题，为下文作铺垫。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紧扣上文，主要介绍战况相当危急，战事一触即发，讲述匈奴驻扎离长安不远的五原，以“秋草绿”“一何骄”突显匈奴趁草茂马壮之时侵犯中原，直逼都城长安。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描绘一幅战将们受命西征、报家为国的壮丽景致，明写汉军战将西征，横行阴山，实则写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出征平定突厥离叛之事。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借用汉使骠骑将军的典故，写汉军征途所向无前，恃勇锐冲锋出战，大败匈奴军，让匈奴人叫苦连天，暗寓出诗人歌颂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突厥离叛的煌煌武功，与此同时，以借古鉴今为警戒，提醒唐玄宗要重视边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讲述汉军渡黄河、临瀚海、战胜休兵后，胡汉人民处处平安无事，突显出战争残酷与和平民安的鲜明对比，抒发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描绘出一幅平息匈奴侵犯、百姓安乐如瀚海无波的景致，而“萧条”、“清”、“寂”、“无波”点染出边塞秋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萧煞悲凉之意，起到照应上文，着重渲染出诗题“塞”，渲染气氛，制造声势。“犯渭桥”、”“征西极”、“乐事多”，是全诗的脉络。
此诗声声实在，句句真情。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又充溢着边塞秋景萧煞悲凉之意，表达出诗人对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匈奴离叛的祝颂之意，也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此诗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句法上。全诗四句的句法有一个共同处：每句都包含两层相对或相关的意思。在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又有变化。“夫戍边关——妾在吴”，这是由相对的两层意思构成的，即所谓“当句对”的形式。这一对比，就突出了天涯相隔之感。这个开头是单刀直入式的，点明了题意，说明何以要寄衣。下面三句都从这里引起。“西风吹妾——妾忧夫”，秋风吹到少妇身上，照理说应该引起她自己的寒冷之感，但诗句写完“西风吹妾”一层意思后，接下去不写少妇自己的寒冷之感，而是直接写心理活动“妾忧夫”。前后两层意思中有一个小小的跳跃或转折，恰如其分表现出少妇对丈夫体贴入微的心情，十分形象。此句写“寄衣”的直接原因。“一行书信——千行泪”，这句通过“一行”与“千行”的强烈对照，极言纸短情长。“千行泪”包含的感情内容既有深厚的恩爱，又有强烈的哀怨，情绪复杂。此句写出了“寄”什么，不提寒衣是避免与下句重复；同时，写出了寄衣时的内心活动。“寒到君边——衣到无？”这一句用虚拟、想象的问话语气，与前三句又不同，在少妇心目中仿佛严冬正在和寒衣赛跑，而这竞赛的结果对她很关紧要，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少妇心中的操心。这样，每一句中都可以划一个破折号，都由两层意思构成，诗的层次就大大丰富了。而同一种句式反复运用，在运用中又略有变化，并不呆板，构成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语气。声调对于诗歌，比较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大意义。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嗟叹”、“永歌”都是指用声调增加诗歌的感染力。试多咏诵几遍，就不难领悟这种一唱三叹的语气在此诗表情上的作用了。
构成此诗音韵美的另一特点是句中运用复字。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词的重复。但是，有意识地运用复字，有时能使诗句念起来朗朗上口、动人心弦，造成音乐的美感。如此诗后三句均有复字，而在运用中又有适当变化。第二句两个“妾”字接连出现，前一个“妾”字是第一层意思的结尾，后一个“妾”字则是第二层意思的起始，在全句中，它们是重复，但对相联的两层意思而言，它们又形成“顶针”修辞格，念起来顺溜，有“累累如贯珠”之感，这使那具有跳跃性的前后两层意思通过和谐的音调过渡得十分自然。
而三、四两句重叠在第二、第六字上，这不但是每句中构成“句中对”的因素，而且又是整个一联诗句自然成对的构成因素，从而增加了诗的韵律感，有利于表达那种哀愁、缠绵的深情。
此外，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提出。诗中的“妾”（古代女子自我称呼）当然并不等于作者自己。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并完全用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通过寄衣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从念夫，到秋风吹起而忧夫，寄衣时和泪修书，一直到寄衣后的挂念，生动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此诗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来表现主题，是运用得比较成功的。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