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对面兰堆翠岫,草齐腰绿染沙洲”,这两句写的是远景。在“山对面”行走,作者看到对面山上层峦叠翠,路边的小草已长至人的半腰高,染绿了整个沙洲。一个“堆”字将山的颜色由“兰”至“翠”的情形写得有层次感,生动形象。一个“染”字将草的颜色写得型艳欲滴,同时也写出了草之多、之广。“齐腰”一词不仅说明草之高,草长得茂盛,同时也与前句的“对面”两相照应。透过优美的景色,可以感知诗人愉悦的心境。
“傲霜橘柚青,濯雨蒹葭秀”,写的是近景,这才真正体现出了秋意。秋天里,果实累累,成熟的橘柚,颜色青黄相间,傲然挺立在秋风中,被秋雨洗涤过的芦苇,花开丛丛。诗人描写的清新爽朗的景象以及橘柚的颜色,展现了一幅南方的初秋之景。这两句隐隐透露出诗人喜悦的心情。“隔沧波隐隐江楼”,诗人站在江边远眺,隔着烟波浩渺的江面,隐隐看到了矗立在江对面的高楼。
“点破潇湘万顷秋,是几叶儿传黄败柳。”毕竟是秋天到了,虽然还有青青的草木,但万物还是开始零落,几片黄叶儿和残败的柳树告诉诗人湘潇的秋天到了。“几叶儿传黄败柳”一句写得秋意盎然,而“点破”一词用得生动传神,既有突然之意,又有自然而然之感。看到翠绿的山峦和青青的沙洲一片生机勃勃,诗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秋天要到来,直到看到几叶败柳,诗人才恍然大悟,自然之景再生机勃勃,但毕竟秋天到了,该到它掉落的时节了。
这首小令远景近景结合,意境高远、广阔,基调明快,生机勃勃,只是在末尾处顺其自然地露出点点秋意,富有特色。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包含着夫君对她的无限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不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是非常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则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对“故人心尚尔”一句的评价,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
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解》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色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同,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正是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则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非常地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她夫妻之情永结难解。这两句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粘合固结,再难分离。女主人公说: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是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应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根本不曾有远客之“来”,也不曾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就不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了。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全词描写春闺少妇怀人之情,也亦写寄托之情也就是托词中少妇的怀人之情寄作者本人的爱君之意。词分为上下两阙描写的情景十分真切,是组词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篇。
“楼阴缺。阑干影卧东厢月。东厢月,一天风露,杏花如雪。”词的上阙写楼外月色夜景。楼阴缺处,月光向东厢投下了栏杆的影子。影向东,则月偏西;月偏西,则夜已深。“东厢月”三字,按词牌格式规定,须重出。后出三字属下句,则浩然风露,似雪杏花,尽被包容在这月光下的银色世界里。“杏花”,为点季节,也是春夜外景迷人画面的主体,青春寂寞之怜惜情绪,已暗暗蕴含其中。李白以“床前明月光”引发故乡之思,这里写深夜月色,也为后半首写闺阁愁思不眠,先作环境和心情的烘染。
“隔厢催漏金虬咽,罗帏暗淡灯花结。灯花结,片时春梦,江南天阔。”词的下阕写到的那位怀人念远的闺中少妇,深藏在这座幽雅的园林之中,其风姿的秀美、心性的柔静和心情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给人一种见其景感其人的感觉。所以,上下阕之间看似互不相属,实际上还是非常一致的。然后转写少妇的愁思。她独卧罗帏之中,心怀远人,久不能寐。此时燃膏将尽,灯芯结花,室内光线越来越暗淡,室外则夜露已落,一切都这么沉寂,只有漏壶上的铜龙透过厢雾送来点点滴滴的漏声。在愁人听来,竟似声声哽咽。作者这里并不直接写人的神态,而是更深一层,借暗淡的灯光和哽咽的漏声造成一种幽怨的意境,把人的愁苦表现得十分真切。特别是“隔厢催漏金虬咽”找人一句,尤见移情想象的奇思。又写少妇的幽梦,又重叠前句末三字,突出灯光的昏暗,然后化用岑参《春梦》诗“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二语,表现少妇的迷离惝恍之情。
人倦灯昏,始得暂眠片刻,梦魂忽到江南,境界顿觉开阔。然而所怀念的人又在哪?梦中是否能见到?作者却不写出来,让读者自去想象。这样写,比韦庄《木兰花》中的这句 “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意思更含蓄,更意味深长。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