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菩萨蛮》词有“寒山一带伤心碧”,指日暮之时,山色转深。伤心是极言之辞。伤心碧即山色深碧,伤心白即极白。后人之词多类于此。在月光的映衬下水晶帘看上去一片白。水晶帘内端坐的美人已然不在。全词除却“云鬟香雾”的指代略露艳色之外,言语极平实。如果知晓这指代是化自杜甫《月夜》,明白杜甫藏在“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后面的相思凄苦,恐怕只有艳丽之后掩饰的惘然。
细读“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欲”字更是用的恰到好处,“欲”是将出未出,想流不能流,容若将那种哀极无泪的情状写地极精准。
年年秋日,看时光流转,如习以为常,总觉得日久天长,看见花谢都心无凄伤。待得一日光阴流尽,才醒转过来。秋风虫鸣月色深浓,仍似去年秋,你知为飘渺孤鸿?感情的付出是相互映衬的。
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诗的前四句写两家结邻之宜行。首联写两人“平生心迹最相亲”,接着就具体写“相亲”之处。“墙东”、“三径”和“绿杨”,都是有关隐居的典故。这几处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矫揉造作,非常自然适宜。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先借古代隐士的典故,对墙东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说明二人心迹相亲,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隐居而不求功名利禄的人,一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绿杨”使人倍感温馨,两人在优美的环境中惬意地散步畅谈,反映了诗人对结邻的美好憧憬。
颔联“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这幽美的境界中,两位挚友——诗人和元八,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游哉优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人展开丰富多彩的想象,体现了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艺术。
后四句写诗人卜邻之恳切。暂出、定居、终身、后代,衬托复兼层递,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带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种值得神往的美好状态。这也侧面表现了诗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诗人反问一句,紧追一句,让对方不能不生“实获我心”的同感。不断反问,也是侧面表现诗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语言朴实真挚,推心置腹,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如画的环境,笔力明快,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倍感舒畅惬意。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