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被贬商州期间。诗歌以风情的笔调写出了由于旱灾饥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的悲惨遭遇,对自己入仕十年无功受替表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全诗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全篇运用杜甫在《兵车行》等新乐府诗中成功地用过的纪事与记言相结合的手法,写得平易自然,而感情却是强烈、深沉的。在叙事抒情中都显示出了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之一的散文化手法。
在结构上全诗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前六句,写谪居期间的清寒生活和严冬难得的温暖阳光。
第二层为中间二十二句,写一家灾民三代人逃荒流浪的凄惨景况。先写自己目中所见:二老三小一大,老者满头白发,小者哭泣不止,中年男子孤独无偶,无钱无粮,仉寒憔悴。次写鳏夫所言,语语辛酸,字字悲痛,“惟愁大尔雪,僵死山谷间”,前有“妇死埋异乡”,现有“病妪”,年关岁暮,有家难归,不但有饥寒之愁,而且有生命之优。
第三层为最后十二句,诗人抒写自己的感慨,尽管诗人身处逆境,但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自己,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责任,为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人民的苦难而深感内疚,这种思想境界难得可贵。
此诗与一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诗歌不同,这首诗反映流亡民众的凄苦生活,有很强的人民性,草根性。诗中“去年关辅旱”:因为大旱导致饥荒,人民的流迁。诗中的“一夫”自述灾情:他们本是长安人,逃荒至庄稼丰熟的地方。在逃荒途中,妻子死了,埋在异乡。他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头发斑白的老翁和牛病的老如,三个哭泣的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婴儿,背在背上。他们缺粮少钱,流离失所。境况多么凄惨,情景多么难堪。不由人不为之怜悯、叹息。
诗人出身下层社会,他关心民生疾苦,在朝廷当谏官,能直言时政之弊,建议君王对人民施以仁政。他多次贬为地方小史,生活在底层,接近民众,甚至与他们同病相怜。诗中不但写了流亡者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诗人自己的窘况,他把自己也融入作品之中。诗人听了流亡者叙述后的反映是“倚户独长叹”,叹流亡者,也叹自己,令人想起屈原的“长人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长喟叹。淳化二年(991年),诗人因严于执法触怒天子,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地方小吏,地位低下,俸禄微薄。他初到商州,生活困顿。此诗由人及己,写到自己被贬谪居的窘况,由己及人,想到一般官员对老百姓的损害:“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与唐代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的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此诗平易浅近,真率自然,描写灾民的悲惨生活,抒发愧疚的心理,情感凝聚,语气沉痛,读来感人至深。
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