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辛夷坞,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内)风景胜地,王维辋川别业附近。坞,四面高、中部低的小块地方。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这组诗全是五绝,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从多方面描绘了辋川一带的风物。作者很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不仅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往往从景物中写出一种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指树杪。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类。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是很准确的。“芙蓉花”,即指辛夷,辛夷含苞待放时,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颜色也近似荷花。裴迪《辋川集》和诗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的句子,可用来作为注脚。诗的前两句着重写花的“发”。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
诗的后两句写花的“落”。诗人笔锋一转,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地开放,使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毫无惋惜地谢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纷红雨洒落深涧。它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企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观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又反对趋入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它在这个空寂得发冷发自的涧户中,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声息,使人感到空寂中仍有生命的闪烁。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此诗由花开写到花落,而以一句环境描写插入其中,一前后境况迥异,由秀发转为零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寂寞感。所谓“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仍能于形象中得到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