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也。牙签插架，玉帐持麾，总成非也。浮生梦也。皇皇欲、奚为也。趁身闲、随分粗衣淡饭，一笑又可妨也。问神仙，底处蓬莱，醉乡是也。
休也。牙签插架，玉帐持麾，总成非也。浮生梦也。皇皇欲、奚为也。趁身闲、随分粗衣淡饭，一笑又可妨也。问神仙，底处蓬莱，醉乡是也。
历来写宫怨的诗大多不着“春”字，即使是写春宫之怨的，也没有一首能像杜荀鹤这首那样传神地把“春”与“宫怨”密合无间地表现出来。
前两句是发端。“婵娟”，是说容貌美好。宫女之被选入宫，就因为长得好看，入宫以后，伴着她的却只是孤苦寂寞，因而拈出一个“误”字，慨叹“今日在长门，从来不如丑”（于濆《宫怨》）。此刻，她正对着铜镜，顾影自怜，本想梳妆打扮一番，但一想到美貌误人，又不免迟疑起来，懒得动手了。上句一个“早”字，仿佛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深长的叹息，说明自己被误之久；次句用欲妆又罢的举动展示怨情也很细腻。这两句在平淡之中自有自然、深婉的情致。
三、四句用的是流水对，上下句文意相续，如流水直泻，一气贯注，进一步写出了欲妆又罢的思想活动。“若为容”是“怎样打扮”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是说打扮没有用。宫女说：“既然被皇上看中并不在于容貌的美好，那么，我再打扮又有什么用呢？”言外之意，起决定作用的是别的方面，例如勾心斗角、献媚邀宠等。
五、六句忽然荡开，诗笔从镜前宫女一下子转到室外春景：春风骀荡，鸟声轻碎，丽日高照，花影层叠。这两句写景，似乎与前面描写宫女的笔墨不相连属，事实上，仍然是围绕着宫女的所感（“风暖”）、所闻（“鸟声”）与所见（“花影”）来写的。在欲妆又罢的一刻，透过帘栊，暖风送来了动听的鸟声，游目窗外，见到了“日高花影重”的景象。临镜的宫女怨苦之极，无意中又发现了自然界的春天，更唤起了她心中无春的寂寞空虚之感。景中之情与前面所抒写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
“风暖”这一联设色浓艳，《诗人玉屑》（卷三）把它归入“绮丽”一格。风是“暖”的；鸟声是“碎”的──所谓“碎”，是说轻而多，唧喳不已，洋溢着生命力，刚好与死寂的境界相对立；“日高”，见出阳光的明丽；“花影重”，可以想见花开的繁茂。绮丽而妙，既写出了盛春正午的典型景象，反衬了怨情，又承上启下，由此引出了新的联想。
眼前声音、光亮、色彩交错融合的景象，使宫女想起了入宫以前每年在家乡溪水边采莲的欢乐情景：荷叶、罗裙，一色裁成，芙蓉似脸，脸似芙蓉，三人一队，五人一群，溪声潺潺，笑语连连。“越溪”即若耶溪，在浙江绍兴，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这里借指宫女的家乡。这两句以过去对比当下，以往日的欢乐反衬出此时的愁苦，使含而不露的怨情具有更为悠远的神韵。诗的后四句虽是客观的写景与叙事，然而揭开字句的帷幕，却可以听到宫女隐微而又极其伤痛的啜泣之声。
从诗的意境来看，《春宫怨》似不只是诗人在代宫女寄怨写恨，同时也是诗人的自况。人臣之得宠主要不是凭仗才学，这与宫女“承恩不在貌”如出一辙；宫禁斗争的复杂与仕途的凶险，又不免使人憧憬起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与宫女羡慕越溪女天真无邪的生活又并无二致。它不仅是宫女之怨情，还隐喻当时黑暗政治对人才的戕杀。
这首诗以“风暖”一联饮誉诗坛，就全篇而论，也是一首意境浑成的好诗。
诗歌开篇描写了当天气候的变化。前三句描写了雨后曲江两岸的美丽景色。傍晚的天空还飘浮着淡淡的阴霾，但很快就消散了，显出了蓝天白日，碧空如洗，同楼台相映成画，美好的春天也就更为动人了。在曲江上，红花绿树倒映在江水之中，更衬托出春天的美丽。诗人用淡雅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清新的画卷，节奏欢快自然。
从美学观点看，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往往格外给人以美的享受。大概，水中、镜里反映出来的形象，总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一种澄明而又微茫仿佛的美感，其动人情处，往往超过实体。此诗写景之美，正从水中得来：久雨乍晴，蓝蓝的天，明晃晃的太阳，千门万户的楼台，姹紫嫣红的花树，统统倒映在“曲江水满”之中。花树和楼台的倒影斑驳地叠映在水里。于是，花从翠楼顶上长出来，鱼从绿树中间穿过去。偶然，微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楼台花树，摇晃生姿。这实比岸边实景更令人神摇心醉。
诗的结构也很有新意。它打破了绝句三句便转的规律，一连三句写景，第四句才陡然一问作结。这种结构上的特点，也很值得玩索。
这首诗是写给白居易的，除了倾诉自己的激情之外，也有惋惜和埋怨对方爽约的意思。诗人没有直接表露自己苦候、失望、埋怨的情绪，而是巧妙地极写曲江雨后空气清新景物明净所特有的美。曲江的春天，曲江楼台花树的迷人，愈是渲染得美好，愈显出辜负这良辰美景是多么可惜。末句虽只轻轻一问，尽管语气十分委婉，却把诗人这种心情表述得淋漓尽致。诗人构思巧妙，也于此可见。
此诗通过描写作者经过洛水河堤时的见闻观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显扬得意之情。全诗精于筹划，巧于抉择，各种自然景观巧妙组合，气度从容，艺术上极见功力。
这首诗是写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唐初，百官上早朝没有待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东都洛阳的皇城，傍洛水，城门外是天津桥。唐代宫禁森严，天津桥入夜锁闭，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因此上早朝的百官都在桥下洛堤上隔水等候放行入宫，宰相也须如此。不过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虽然一例等候洛堤，但气派自非他官可比。
诗的前二句写驱马沿洛堤来到皇城外等候。“广川”指洛水，“长洲”指洛堤。洛堤是官道，路面铺沙，以便车马通行，故喻称“长洲”。首句不仅以洛水即景起头，写洛水含情不语地流淌着；更是化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男女喻君臣，透露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传达承恩得意的神气。因而接着写驱马洛堤，以一个“历”字，表现出一种心意悠然、镇定自若的风度。
后二句是即景抒怀。这是秋天的一个清晨，曙光微明，月挂西山，宿鸟出林，寒蝉嘶鸣，野外晨风吹来，秋意更盛。第三句写凌晨，化用了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意是借夜景以忧虑天下士人不安，要礼贤下士以揽人心。
这里取其意而谓曙光已见，鹊飞报喜，表现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着自己执政治世的气魄。末句写秋意，用了陈朝张正见《赋得寒树晚蝉疏》：“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原意讽喻寒士失意不平，这里借以暗示在野失意者的不平之鸣，为这太平盛世带来噪音，而令这位宰相略有不安，稍露不悦。
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显扬之气，流露出作者春风得意，倨傲、自荣的情态，真实地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一幅生动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使得意洋洋的神情毕现。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